说实话,谁能真正不焦虑

“我们的基金产品备案终于通过了!我们马上就有钱了!”Joann大声地地告诉我。

她竟然哭了。

傻姑娘,哭啥。我不是早就说了吗,备案通过,只是时间问题。

我轻描淡写地说。

我之前也这么和她说,让她不必焦虑。也都是轻描淡写的。

说实话,我是装的。我其实也有点焦虑。

由于没有经验,我们提交到基金业协会的备案材料,因为一些细节不符合要求,被连续打回来4次,要求修改重新提交。

基金备案没完成,意味着基金的银行账户开不了,意味着LP的钱进不来,也意味着我们收不到管理费。但是各种开支像流水一样,房租,装修,律师费,差旅费,都不是小数字。随着投资团队一个一个到位,每个月的工资福利的支出也逐渐增加。

最要命的是,我们有两家“被投企业”,分别都在打仗,急需用钱,但是基金备案没完成,就只能以“借款”的形式把钱给他们。

我自己的钱借给了他们,花光了,基金备案还没完成,于是去帮他们借钱。又花光了,备案还是没完成,于是再去借。

截止到农历新年,借给这两家公司的钱,包括我个人的以及以个人名义担保向XVC投资人借的,已经差不多3000万了。

在第四次提交了备案材料,又被打回来后,Joann说,“怎么办啊,听说一个基金连续5次材料审核不通过,就有可能被协会无限期暂停。”

我听了吓出一身冷汗。

卧槽。几个亿的投资都搞定了,不会在“备案”这件事情上阴沟里翻船吧。万一LP们失去耐心,撤资了,那就什么都完了。

钱还是小事,来日方长,可以慢慢还。我们的投资团队也都很优秀,随便哪一个,出去找个比XVC薪水高的工作,也不是难事。

我最害怕的,是另一件事情。

我怕因为我的过失,把这两个被投企业给拖累死了。

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我拿什么来面对在前线拼命的创业者!他们又拿什么来面对那些抛家弃子也跟着他们一起拼命的弟兄们!

这一次不能再出错了。绝对不能再出错了。

所有我们能找到的经历过基金备案的投资人朋友、律师,全都咨询了一遍。

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又一遍。

检查完了。那我提交了?Joann轻声问我。

交吧。我轻描淡写地说。

其实我是装的。那一刻,我哪里能够不焦虑。

还好总算搞定了。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三个项目的交割,投了一个亿了。

创业就是这样,意外,总是难免的。

我早就习惯了,因为这其实是我第三次创业了。

我第一次创业是十几年前,公司叫安硕信息。我第一次带队做项目,就发生了一个意外,让我永生难忘。

那是一次严重的事故。

2001年,我带队给一家银行实施我们的软件系统。经过半年多的需求讨论、开发、测试,终于可以上线了。银行领导进行了全体大动员,全行的几百个客户经理加班加点,把历史的数据全部补录完了。

然后,我们发现,他们补录的数据中最重要的部分,丢失了。让全体客户经理重新加班补录数据,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

能够动员的专家资源全部紧急调到现场了。没有数据备份。每一行代码、每一条日志都仔细检查过,仍然查不出原因。所有能尝试的都尝试过了。

客户方每隔几个小时,就来询问一次:问题解决了吗?数据恢复了吗?

每一次我们都会告诉对方“我们还在努力恢复数据”。然后对着电脑屏幕,一遍又一遍地查看程序代码。

我们在这样的状态中度过了72个小时。

其实,恢复数据早就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但是没有人敢离开机房。实在累了,就趴一会。

客户口碑是我们的生命。银行采购软件系统招标的时候,都会去别的银行打听,甚至现场考察。这个客户在城市商业银行中非常有影响力。

而且,我们刚刚拿了100万美元的天使投资。要是搞砸了,拿什么还人家的钱。

其实,我当时还隐隐地担心着另外一件事。

这个项目,银行方特别重视,所以派了一个项目经理全程参与。他的年龄也和我们差不多,刚刚大学毕业不久。这半年多,他全程和我们一起工作,我们熟得就像一家人。

他不会写程序,不过这三天,他也坐在开发室里,陪着我们。

本来,这个项目成功上线,他有可能会得到晋升。出了这个事故之后,不知道他是否会受到牵连。

他就坐在我身后。我偶尔回头,就能看到他厚厚的眼镜片反射的电脑屏幕的白色光芒。他是远视眼,眼镜片是个凸透镜,透过镜片,他的眼睛被放大了,黑洞洞地,没有一点神采。

那时候,他也一定和我一样,哪里能不焦虑。

最后,我们还是眼睛红肿、蓬头垢面地给银行领导做了汇报。深刻地反省了我们的各种不正规流程,缺乏安全防护措施,缺少数据备份机制,然后拟了一个计划,择日再重新上线,确保万无一失。

出乎我们意料之外,银行领导不但没有责怪,还安慰了我们。后来这个项目还成为了行业里的成功典范。那次事故,再也没人提起过。

其实这只是开始。接下来这十几年间,也不知道出过多少意外,救过多少火。

安硕现在都上市了,还是各种麻烦事不断。老大刚卸任了董事长,两周前我回上海和他聚了一下,就约在了上外迎宾馆的餐厅,我们开始创业的地方,聊的都是孩子教育事情。他头发都白了。我不禁感慨时光飞逝。想当年在学校机房里创业的时候,他还是个二十多的小伙子。

当老板,压力肯定会更大,谁能做到不焦虑呢。

在DCM当VP时,我的焦虑程度就比较低,因为压力主要让合伙人们给承担掉了。我还记得有一次Ruby和我说,博予你得敢于追求big thing,不要怕担风险,项目搞成了算你的,要是没搞成就算我们的,反正我们已经投出来好多上市公司,给LP挣了那么多钱了。

不过那时候,也有焦虑的事情。

我最担心的,可能是儿子长大了不认识我。

那时候,老婆的单位安排她在新加坡工作。她唆使我也去新加坡找个工作。可是新加坡市场那么小,哪里能出big thing呢。没有big thing,就没有VC,我就得换个行业。我这么热爱VC行业,哪里愿意换。

咬了咬牙,我决定,只要周末有空就飞到新加坡去。那三年多,我飞了八十多趟新加坡。每次到首都机场都要盖一个出境的章,后来护照上找不到地方盖章了,只好提前换了本新的。

每次离开新加坡回北京,都尽量趁儿子睡着的时候走。要是他醒着,看见我拉着行李箱往外走,就会抱着我的腿,放声大哭,不让我走。

每一次都会像刀割一样心疼。

后来,我们又有了个女儿。老婆继续唆使我换工作。我实在受不了了,咬了咬牙,瞒着DCM的合伙人,去了印度尼西亚考察了一下。印度尼西亚好歹有2.5亿人口,总能出一些big thing吧?住在新加坡,去雅加达投项目,似乎也是一个解决方案。

两天的时间,朋友热心地带着我,拜访了好多创业企业。基本都是海归,会说英文。我暗自想,似乎还挺靠谱的。

最后一个活动,是参加一个互联网创业者的沙龙,就在微软的雅加达办公室里面举办。整个沙龙,气氛非常活跃,可是我彻底地懵逼了。因为没有人讲英语,全都是印尼的母语Bahasa。

后来,老婆终于带着孩子们,回国了。我们在北京租了个大一点的公寓,安定下来了。

不过焦虑还是难免的。每次看到孩子们感个冒,咳个嗽,都会忍不住怀疑是因为雾霾。我给家里装了4个壁挂的新风机和6台空气净化器,24小时不停地开着。每次儿子发个脾气,在学校里打个架,我也都难免暗自担心,怕是因为他小时候给他的陪伴太少。

所以,为人父母,哪里能不焦虑。

其实,为人子女,也一样。

十一年前,医生说我妈“疑似肝癌”,需要手术切除。是否是恶性的,得打开后才能确认。

手术前的那一周,所有人表面都很平静,但是内心都充满难以抑制的焦虑。

焦虑情绪的顶峰,是她被推到手术室去后,我和我爸呆在病房里,对着空空的病床,相对无言。

除了焦虑,还有一点悔恨。我恨自己没用,连个红包都送不出去。

前一天晚上,我裤兜里揣着一个厚厚的信封,在街上转悠了两个小时。手机通讯录打开了主刀医生的那一条,怎么也按不下拨打键。

这辈子从来没有给人塞过红包。连礼都没怎么给人送过。

咬咬牙,还是把电话拨通了。医,医生,这些日子您照顾我妈,辛,辛苦了。您在家吗,我想去当面感谢一下您。

不用客气了。电话挂断了。

看着空空的病床,我还在不断地怀疑,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不懂规矩,让医生不敢接受。然后又担心,这个医生会不会内心高傲,觉得我伤害他的人格,反而对老妈更加不上心。

真是恨自己笨。

护士走进来,说,你们是某某的家属吗?医生让你们去一下手术室。

心跳开始加速。发生什么事情了?医生会说什么呢?

手术室的门打开一条缝,医生拿了一块血肉模糊的东西,说,这是切下来的半块肝脏,看,这些都是石头,整个这半边都硬化了。

是良性的。终于松了一口气。

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最大的好处是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什么是理所应当的。

父母的健康不是理所应当的,有时间就应该多陪陪他们。

孩子们的童年时光不是理所应当的,不管工作多忙,周末还是得抽空陪他们玩。再过几年到青春期了,就得开始嫌弃我们了。

能够出生于这个时代,能在中国这个大市场,从事自己喜欢的VC工作,也不是理所应当的。

VC这个行业,其实很脆弱。在许多很大的经济体,VC行业都没有发展起来。相应的,那些地方的创业也不活跃。即使在美国,这个行业也只存在了短短三四十年。这个行业反馈周期极长,周期波动性强,运气占的比重又很大。直到今天,还有许多资金对整个VC行业都持怀疑态度。

所以,XVC要做一个靠谱的VC,证明给世界看,用我们的方法,可以创造长期的、真实的价值。

Joann的哭,不是因为难过,而是因为幸福。她那是喜极而泣。

她感到幸福,因为她会焦虑,因为她的心牵挂着XVC的未来。

在XVC,我们时时提醒自己保持清醒和客观,不受情绪的干扰。

然而,我们仍然会焦虑。因为我们牵挂背负压力的创业者,牵挂信任我们的投资人,牵挂爱我们的家人,牵挂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