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朋友相见，一般会问，好久不见，最近怎么样啊？我一般说，还行，运气还不错。

不过有时候也会迟疑一下。创办 XVC 两年多了，有激动的时候，也有焦虑和低落的日子。即使低落时，也不想像个祥林嫂，见人就抱怨。那，就得稍微装一下逼。对吧。

仔细想一想，这两年多差不多天天得“装逼”。募资得“装”，招人得“装”，投项目得“装”，投了项目还得教创始人怎么“装”。

我其实不是个喜欢装逼的人。我是个有志青年啊，怎么能天天装逼。

真的是被逼的。

创业公司募资，可以说市场大、商业模式好。VC 基金募资，能说啥呢？

基金的投资人（LP）一般会要一个“储备项目清单”，但我们一般也就随便填几个项目，这些项目一般都不会投。道理很简单，好项目哪里轮得到你“储备”啊，几天就被人签掉了。所以，我估计，LP 一般也就是随便要一下，没人把它当真，因为从来没人问过我这些项目究竟是干嘛的，也从来没人问过“ 那些储备项目后来投了么？表现怎么样？”

所以，会投什么公司、什么行业、投什么商业模式，说不清楚。说了也白说。

募集一个新基金，只能装得很牛的样子：我很牛很牛的，您赶紧把钱给我，我肯定能投到好项目。对吧。

“装逼”其实不可怕。装久了，就习惯了。

装习惯了，你会以为自己真的很牛。那才是真正可怕的事。

做早期投资赚了钱，最大的几个原因：第一，过去这些年的大环境好，第二，运气好，再之后，才是聪明勤奋方法对。早期投资的同行们，同意的可以举个手。

但是，谁能保证市场环境一直好呢？谁又能保证自己运气一直好呢？

过去几年，我的运气好得自己都难以相信。投了十个早期公司，一个被阿里并购了，一个上了纽交所，一个上了纳斯达克，还有两个独角兽, 平均估值160亿美元。

我说我主要靠本事，别人觉得我在吹牛。我说我主要靠运气，别人又觉得我假谦虚。（当然他们一般只是心里这么想，表面上会微笑不语。）

所以，我现在一般会说，这里面“有一半是运气”。

你看，我是不是“装”出了一定的水平。

你是不是想问，恰好一半，这不科学，你觉得到底有多少是运气？

好吧，是52.17%。

你信吗？算了不开玩笑了，告诉你一个黑暗的秘密吧：我是人格分裂的，有时候觉得主要是本事，有时候又觉得主要是运气。[笑]

反正，做早期投资，没有运气，肯定是不行的。（只有运气，那倒是可以的。）每当碰到LP 问，你们预期收益率是多少？我总是说，那得看运气啊。

早期投资要靠运气，因为创业公司得靠运气。

运气好的，做出客户喜欢的产品，拿到VC，冲出重围，上市庆功。

运气不好的，模式没跑出来，钱花的差不多，碰上个资本寒冬，搞不下去很正常。

本来，搞不下去了，就应该服个输，然后重新来。

但是，创业者一般都不肯认输，会死扛。

今年有几个创业者，实在扛不下去，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每次看到这种消息，我就感觉心脏收缩成一颗核桃，梗得难受。

如果不是实在走投无路，他们也不会选择自己独自离开，留下妻儿老小和一起奋斗过的战友们，去面对漫漫长夜。

当老板，确实压力很大。

其实，当老板的，为啥要死扛呢，有什么困难，和员工老老实实说，大不了，大家一起找工作，不是挺好。要是有一个能够发挥自己才能的好单位，有一个讲道理的好老板，打工有什么不好呢。我们 XVC 的投后团队就招了两个“前 CEO”，他们看上去还挺开心的。

话说回来，其实，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死扛。

因为他们“装逼”了。

他们天天都在自信满满地“装”。我知道他们天天都在“装”，因为我也一样。

都是被逼的。

客观来说，创业公司“成功”，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不管创始人有多优秀。王兴在做美团之前，连续失败了四五次。张一鸣在做今日头条之前，也至少失败了两三次。即使是美团和今日头条，也曾九死一生。

一个常见的顶级 VC 的投资组合，绝大部分项目会亏钱，优秀的账面回报，主要是来自极少数的极为赚钱的项目。所以，VC 投资的创业企业，大概率是会失败的。

但是，创始人没有办法“客观”。他们只会对投资人和员工说，咱们一定能成功。他们没办法说，咱们这个事情，有一定的概率能成功，但大概率是搞不成的。

人类不喜欢小概率事件，即使这个小概率事件的期望回报很高。

因为人类的大脑有缺陷。当概率小到一定程度，做这件事的“期望回报”这个问题就变的比较难，大脑会用“成功概率”这个比较简单的问题来代替。

员工是如此，投资人也是如此。（ XVC 除外。）

但是，对于创业者，这个事情就变得很残酷。

因为别人大脑的缺陷，他们必须得信心满满地“装”。而且，为了更有说服力，他们得先说服自己：成功者是极少数，但是我一定是其中一员。

说服自己相信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有时候不给自己留后路。

加入 XVC 投后服务团队的一位前 CEO 就背负了个人债务。还好他的企业规模不大，所以负债还不算多。但是我知道还有欠了几百万几千万的。欠这么多钱，靠打工就很难还上了，只能去做风险更高的事情。没成家的还好，拖家带口的，怎么办呢？

你也许想说，公司搞不下去了，创始人个人借钱来给公司续命，这不是理性的行为。

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要知道，危险总是和机遇结伴同行的。现在成功的这些公司，哪一个没有危急的时刻？

我刚刚创办 XVC 的时候，做基金的备案花了半年，期间银行账户开不出来，LP 的钱没法进账，也没办法投出去。为了承接两个我在之前基金达成投资意向但还没交割的项目，我以个人名义担保为他们借了 3000 多万。这两个公司就是新基金的储备项目，如果在备案期间这两个公司出问题了，LP 可能会被吓跑，那么基金就募不起来，那我就得承担还款义务。

我这么理性的人，都会这么干，凭什么要求创始人保持“理性”呢。

何况，创始人还得继续“装”。

凝聚一个团队，多么不易。核心团队，那都是创始人像燕子筑巢一样，一点一点地满世界用嘴衔回来的。

光把人找来，还不够。还得供奉一个叫做“梦想”的东西，把大家聚起来，带着他们日以继夜地用血和汗把这个东西养大。

这个东西，哪里是个东西。它就是亲骨肉啊。谁家的宝贝得了病，不会倾家荡产给她治病呢？

上个礼拜，我们 XVC 投资的一个创始人，来找我。本来我们每两三周就见一次面，他发消息约我时，我才发现已经好一阵没见过面了。

见面第一句话就是，现在情况很不好。融资就差一点，就差一点，就搞定了。但投资人最后关头决定“再等等”。账上的钱，只够发最后一次工资了。

复完盘之后，他说，他现在压力很大。

我说，嗯，确实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清算了，得尽量把团队安置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嗯。只是，把你们的钱亏掉了。”

我说，没事。早期投资嘛，注定大部分项目是会亏钱的。我们有心理准备的。

“嗯，我知道，不过，你们也是创业期，你还指望第一期基金表现好，再去募第二期。现在被我拖累了。”

我哈哈地笑了一下。他有点尴尬。我赶紧补充说，你不需要担心我哈，XVC 第一期基金现在账面的年化收益率超过 100%，而且已经有两个退出，光给 LP 分配的钱，就可以再投你 20 次了。

基金的业绩，我还真不是吹牛，不过要说我不心疼，那一定是吹牛的。为了募集这第一期基金两亿美元，我不知道跑了几十万里，“装”了多少次逼。我们的财务和投资者关系团队不知道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填了多少页的“尽职调查问题清单”。这每一块钱，都拧得出汗水啊。

只是，创业者他已经尽力了，咱能说什么呢？创业这事，至少得有一半得靠运气吧。

他们不需要更多的压力了。只需要宽容。

XVC 能做的，就是做好创业者的后盾，让他们可以专心致志地改变世界，可以无所畏惧，毫无顾忌，肆无忌惮。

我想，这也是 VC 行业存在的意义，而且，有可能就是最重要、最终极的意义吧。

为了把这事儿干下去，干得好，那该装的逼，还得装。

“我们的基金产品备案终于通过了！我们马上就有钱了！”Joann大声地地告诉我。

她竟然哭了。

傻姑娘，哭啥。我不是早就说了吗，备案通过，只是时间问题。

我轻描淡写地说。

我之前也这么和她说，让她不必焦虑。也都是轻描淡写的。

说实话，我是装的。我其实也有点焦虑。

由于没有经验，我们提交到基金业协会的备案材料，因为一些细节不符合要求，被连续打回来4次，要求修改重新提交。

基金备案没完成，意味着基金的银行账户开不了，意味着LP的钱进不来，也意味着我们收不到管理费。但是各种开支像流水一样，房租，装修，律师费，差旅费,都不是小数字。随着投资团队一个一个到位，每个月的工资福利的支出也逐渐增加。

最要命的是，我们有两家“被投企业”，分别都在打仗，急需用钱，但是基金备案没完成，就只能以“借款”的形式把钱给他们。

我自己的钱借给了他们，花光了，基金备案还没完成，于是去帮他们借钱。又花光了，备案还是没完成，于是再去借。

截止到农历新年，借给这两家公司的钱，包括我个人的以及以个人名义担保向XVC投资人借的，已经差不多3000万了。

在第四次提交了备案材料，又被打回来后，Joann说，“怎么办啊，听说一个基金连续5次材料审核不通过，就有可能被协会无限期暂停。”

我听了吓出一身冷汗。

卧槽。几个亿的投资都搞定了，不会在“备案”这件事情上阴沟里翻船吧。万一LP们失去耐心，撤资了，那就什么都完了。

钱还是小事，来日方长，可以慢慢还。我们的投资团队也都很优秀，随便哪一个，出去找个比XVC薪水高的工作，也不是难事。

我最害怕的，是另一件事情。

我怕因为我的过失，把这两个被投企业给拖累死了。

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我拿什么来面对在前线拼命的创业者！他们又拿什么来面对那些抛家弃子也跟着他们一起拼命的弟兄们！

这一次不能再出错了。绝对不能再出错了。

所有我们能找到的经历过基金备案的投资人朋友、律师，全都咨询了一遍。

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又一遍。

检查完了。那我提交了？Joann轻声问我。

交吧。我轻描淡写地说。

其实我是装的。那一刻，我哪里能够不焦虑。

还好总算搞定了。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三个项目的交割，投了一个亿了。

创业就是这样，意外，总是难免的。

我早就习惯了，因为这其实是我第三次创业了。

我第一次创业是十几年前，公司叫安硕信息。我第一次带队做项目，就发生了一个意外，让我永生难忘。

那是一次严重的事故。

2001年，我带队给一家银行实施我们的软件系统。经过半年多的需求讨论、开发、测试，终于可以上线了。银行领导进行了全体大动员，全行的几百个客户经理加班加点，把历史的数据全部补录完了。

然后，我们发现，他们补录的数据中最重要的部分，丢失了。让全体客户经理重新加班补录数据，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

能够动员的专家资源全部紧急调到现场了。没有数据备份。每一行代码、每一条日志都仔细检查过，仍然查不出原因。所有能尝试的都尝试过了。

客户方每隔几个小时，就来询问一次：问题解决了吗？数据恢复了吗？

每一次我们都会告诉对方“我们还在努力恢复数据”。然后对着电脑屏幕，一遍又一遍地查看程序代码。

我们在这样的状态中度过了72个小时。

其实，恢复数据早就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但是没有人敢离开机房。实在累了，就趴一会。

客户口碑是我们的生命。银行采购软件系统招标的时候，都会去别的银行打听，甚至现场考察。这个客户在城市商业银行中非常有影响力。

而且，我们刚刚拿了100万美元的天使投资。要是搞砸了，拿什么还人家的钱。

其实，我当时还隐隐地担心着另外一件事。

这个项目，银行方特别重视，所以派了一个项目经理全程参与。他的年龄也和我们差不多，刚刚大学毕业不久。这半年多，他全程和我们一起工作，我们熟得就像一家人。

他不会写程序，不过这三天，他也坐在开发室里，陪着我们。

本来，这个项目成功上线，他有可能会得到晋升。出了这个事故之后，不知道他是否会受到牵连。

他就坐在我身后。我偶尔回头，就能看到他厚厚的眼镜片反射的电脑屏幕的白色光芒。他是远视眼，眼镜片是个凸透镜，透过镜片，他的眼睛被放大了，黑洞洞地，没有一点神采。

那时候，他也一定和我一样，哪里能不焦虑。

最后，我们还是眼睛红肿、蓬头垢面地给银行领导做了汇报。深刻地反省了我们的各种不正规流程，缺乏安全防护措施，缺少数据备份机制，然后拟了一个计划，择日再重新上线，确保万无一失。

出乎我们意料之外，银行领导不但没有责怪，还安慰了我们。后来这个项目还成为了行业里的成功典范。那次事故，再也没人提起过。

其实这只是开始。接下来这十几年间，也不知道出过多少意外，救过多少火。

安硕现在都上市了，还是各种麻烦事不断。老大刚卸任了董事长，两周前我回上海和他聚了一下，就约在了上外迎宾馆的餐厅，我们开始创业的地方，聊的都是孩子教育事情。他头发都白了。我不禁感慨时光飞逝。想当年在学校机房里创业的时候，他还是个二十多的小伙子。

当老板，压力肯定会更大，谁能做到不焦虑呢。

在DCM当VP时，我的焦虑程度就比较低，因为压力主要让合伙人们给承担掉了。我还记得有一次Ruby和我说，博予你得敢于追求big thing，不要怕担风险，项目搞成了算你的，要是没搞成就算我们的，反正我们已经投出来好多上市公司，给LP挣了那么多钱了。

不过那时候，也有焦虑的事情。

我最担心的，可能是儿子长大了不认识我。

那时候，老婆的单位安排她在新加坡工作。她唆使我也去新加坡找个工作。可是新加坡市场那么小，哪里能出big thing呢。没有big thing，就没有VC，我就得换个行业。我这么热爱VC行业，哪里愿意换。

咬了咬牙，我决定，只要周末有空就飞到新加坡去。那三年多，我飞了八十多趟新加坡。每次到首都机场都要盖一个出境的章，后来护照上找不到地方盖章了，只好提前换了本新的。

每次离开新加坡回北京，都尽量趁儿子睡着的时候走。要是他醒着，看见我拉着行李箱往外走，就会抱着我的腿，放声大哭，不让我走。

每一次都会像刀割一样心疼。

后来，我们又有了个女儿。老婆继续唆使我换工作。我实在受不了了，咬了咬牙，瞒着DCM的合伙人，去了印度尼西亚考察了一下。印度尼西亚好歹有2.5亿人口，总能出一些big thing吧？住在新加坡，去雅加达投项目，似乎也是一个解决方案。

两天的时间，朋友热心地带着我，拜访了好多创业企业。基本都是海归，会说英文。我暗自想，似乎还挺靠谱的。

最后一个活动，是参加一个互联网创业者的沙龙，就在微软的雅加达办公室里面举办。整个沙龙，气氛非常活跃，可是我彻底地懵逼了。因为没有人讲英语，全都是印尼的母语Bahasa。

后来，老婆终于带着孩子们，回国了。我们在北京租了个大一点的公寓，安定下来了。

不过焦虑还是难免的。每次看到孩子们感个冒，咳个嗽，都会忍不住怀疑是因为雾霾。我给家里装了4个壁挂的新风机和6台空气净化器，24小时不停地开着。每次儿子发个脾气，在学校里打个架，我也都难免暗自担心，怕是因为他小时候给他的陪伴太少。

所以，为人父母，哪里能不焦虑。

其实，为人子女，也一样。

十一年前，医生说我妈“疑似肝癌”，需要手术切除。是否是恶性的，得打开后才能确认。

手术前的那一周，所有人表面都很平静，但是内心都充满难以抑制的焦虑。

焦虑情绪的顶峰，是她被推到手术室去后，我和我爸呆在病房里，对着空空的病床，相对无言。

除了焦虑，还有一点悔恨。我恨自己没用，连个红包都送不出去。

前一天晚上，我裤兜里揣着一个厚厚的信封，在街上转悠了两个小时。手机通讯录打开了主刀医生的那一条，怎么也按不下拨打键。

这辈子从来没有给人塞过红包。连礼都没怎么给人送过。

咬咬牙，还是把电话拨通了。医，医生，这些日子您照顾我妈，辛，辛苦了。您在家吗，我想去当面感谢一下您。

不用客气了。电话挂断了。

看着空空的病床，我还在不断地怀疑，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不懂规矩，让医生不敢接受。然后又担心，这个医生会不会内心高傲，觉得我伤害他的人格，反而对老妈更加不上心。

真是恨自己笨。

护士走进来，说，你们是某某的家属吗？医生让你们去一下手术室。

心跳开始加速。发生什么事情了？医生会说什么呢？

手术室的门打开一条缝，医生拿了一块血肉模糊的东西，说，这是切下来的半块肝脏，看，这些都是石头，整个这半边都硬化了。

是良性的。终于松了一口气。

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最大的好处是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什么是理所应当的。

父母的健康不是理所应当的，有时间就应该多陪陪他们。

孩子们的童年时光不是理所应当的，不管工作多忙，周末还是得抽空陪他们玩。再过几年到青春期了，就得开始嫌弃我们了。

能够出生于这个时代，能在中国这个大市场，从事自己喜欢的VC工作，也不是理所应当的。

VC这个行业，其实很脆弱。在许多很大的经济体，VC行业都没有发展起来。相应的，那些地方的创业也不活跃。即使在美国，这个行业也只存在了短短三四十年。这个行业反馈周期极长，周期波动性强，运气占的比重又很大。直到今天，还有许多资金对整个VC行业都持怀疑态度。

所以，XVC要做一个靠谱的VC，证明给世界看，用我们的方法，可以创造长期的、真实的价值。

Joann的哭，不是因为难过，而是因为幸福。她那是喜极而泣。

她感到幸福，因为她会焦虑，因为她的心牵挂着XVC的未来。

在XVC，我们时时提醒自己保持清醒和客观，不受情绪的干扰。

然而，我们仍然会焦虑。因为我们牵挂背负压力的创业者，牵挂信任我们的投资人，牵挂爱我们的家人，牵挂这个世界。

快手火了，3年不到，日活涨了60多倍。虽然还没上市，但规模不如它、收入差不多的陌陌已经70多亿美金市值了。

在XVC融资的时候，我会对LP们说，你们看，2014年我找到它的时候，它也就是大几十万日活，美拍和它长得几乎一样，日活是它好几倍，日新增用户是它的十倍， iOS总榜排名第一，但我坚定地认为快手更好。

这倒也不算瞎扯。不过，也没把实话全说了。

说实话，那时候我们其实没有机会投资美拍。其实连美拍的团队都没见过。如果有机会，保不准就投了美拍，那就铁定把快手错过了。

说实话，在蓝色港湾的Costa第一次见到宿华和程一笑的时候，我一开始还有一点担心，这两个技术男真的懂产品吗。

说实话，当时我们对标的产品，是美国的Vine。这个产品在2016年被关掉了。

说实话，鬼才知道这个app能靠直播赚这么多钱。我当时脑子里YY的商业模式是短视频广告。不过就连这个还不好意思和投委会说，当时的memo里面根本没写变现潜力，只在“Risk and Concerns”里面提了一句“变现能力是个风险因素”。

说实话，当时也有别的基金的asso和VP也很看好快手，在他们基金内部拼了命的推啊。我们只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过了会，然后立即按着创始人把TS给签了。

当时DCM中国团队唯二的两个合伙人和我一起，把创始人堵在会议室，搞到半夜。说吧，什么条件都答应你，只要你签了它。结果就签了。签完第二天就有某全球顶级VC加价50%来抢啊。那是一家号称“投过的公司占纳斯达克总市值20%”的VC啊。

签完了以后，赶紧做财务DD。来到华清嘉园的一套黑乎乎的毛胚房，宿华把他个人的招商银行网银打开，说，我们公司就8个人，财务就是我，记录都导给你。一看，密密麻麻的全是吃饭刷卡电话费自来水费之类的。

说实话，当时心里还是有点凉凉的。这个项目，我根本没有写财务DD的报告。合伙人也没问。估计是忘了。美国的财务团队也没问，默默地汇了一千多万美金给公司。

所以，说实话，我只是运气比别的asso和VP好，在对的时间碰上这个项目，然后碰巧有两个靠谱的老板。

快手的发展和我的投后服务也没啥关系。说实话，特别好的公司，都不怎么需要投后服务。

即使需要，我也帮不上。

因为，投了没多久，我就离职了。

其实，我对老东家感情很深。我还记得写farewell letter的时候泪流满面。

记得入职不久，Hurst曾经和我说，博予，你总有一天还是会回去创业的。我当时惶恐不安地说，不会啊，我已经创过一次业了啊，搞了差不多十年，够了，我只想做投资啊。

结果，这被验证了是扯淡。我还是去创了业。一个校友说，搞到钱了，一起做基金吧。

机会实在太难得。要知道，DCM、金沙江、红杉中国、经纬中国、晨兴资本这样的顶级机构，也都是因为走了狗屎运，搞定一个大LP，才做了第一期基金。第一期做得好，才有第二期、第三期。

我们对LP说，看，这些牛逼的基金，还是很依靠运气。我们要做一个研究型的基金。先研究，找到机会，就把整个行业扫描一遍，挑最好的公司投。

这方法肯定是靠谱的。不过我们运气也不差。开工没多久就找到了美菜。

我先聊了一个项目，创始人叫曾强。聊产品聊嗨了，曾强说，其实啊，我还个人投资了一个天使项目，要不你去找他们聊聊吧。那个项目叫“链农”，创始人叫刘源。

结果这个刘源是个热心肠，聊完了主动和我说，其实啊，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还不是最大的，还有两家规模比我们大，一家叫饭店联盟，还有一家叫美菜，要不你去找他们也聊聊吧。

我们就是这么把这个行业给“扫描”了。

说实话，我第一次知道美国有个Sysco公司，也是在饭店联盟和美菜的商业计划书里面。他们才真正是研究型的。

美菜当时规模是饭店联盟的一半，增长速度一样，不过由于我对团队的判断力很强，所以坚定不移地投了老二美菜。事实证明我多么英明。

说实话，这是瞎扯。

当时远没那么坚定。美菜的创始人刘传军和饭店联盟的创始人李德全，两个人都非常优秀，也同样都有农业的理想。后来的后来，我介绍他们俩认识，结果俩人一见如故。现在李德全是美菜的合伙人之一。

当时在两个公司里选，很纠结。那一周，我和分析师戴武俊，就没怎么好好睡觉。马不停蹄地访谈两个公司的客户、管理团队、供应商，在饭店联盟和美菜的仓库里待了两个通宵，早上还跟着车去配送。一周下来，搞得迷迷糊糊的。

两个公司的技术团队，都没有相关经验。饭店联盟的技术合伙人是个刚毕业没多久的小伙子，只有“类办公自动化系统”的经验。美菜的技术合伙人徐薛胤是个中科大少年班的小神童，但是当他告诉我他们的ERP系统用的数据库是Mongo DB的时候，我的内心冻结了30秒。

直到从缺觉带来的眩晕中恢复之后，我才想明白，刘传军的大规模团队领导能力，在他担任窝窝团副总裁期间被充分验证过。这是个稀缺的能力。这一点对于这场战争来说可能更关键。所以还是要投美菜。

可是投了之后还是担心啊。毕竟规模比人家小一倍。

所以趁着对手没钱赶紧追。好在传军内心淡定不怕烧钱，在三个月之后饭店联盟融到A轮的时候，美菜凭着我们200万美元的过桥贷款，他已经追平了规模，并融到了3000万美元的B轮。然后在接下来两三个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拓了15个城市。然后又过了两三个月，融了C轮一亿多美元，然后一骑绝尘。

哎，说这么多黑暗的东西，让大家笑话了。

只是，商场如战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这个世界的基本规律，还是“适者生存”。所以理想是要的，但是搞赢也是必须的。

当年豌豆荚对竞争对手就有一点太仁慈。哎，那场战争，说来话长，所以还是不说了。

说起豌豆荚，其实也是碰巧找到他们的。我和老婆在首都机场T3航站楼的哈根达斯一边吃冰激凌，一边聊“微博的商业模式”。结果旁边一个人凑过来和我们搭讪，自我介绍说是豌豆荚的实习生，叫陈团安。我说，啊，太好了，我早就关注了这家公司，一直想联系，要不你帮我介绍创始人认识一下？

我就是这么见到豌豆荚的创始人的。当时觉得几个人的额头上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回家以后就忍不住写了封热情洋溢的邮件发送给DCM的全体员工。

对了，那个时候，我还处于“VC成长曲线”的早期，特别兴奋，喜欢的项目就拼命推。我想不起来当时还推过什么不靠谱的项目了，反正肯定推过，被合伙人给毙了。当然也有比较靠谱的，比如滴滴打车，知乎之类的。但人就是这样，会选择性记住好公司，同时遗忘烂公司。

说实话，做VC，都免不了要经历这个“成长曲线”。先是看着什么项目都觉得靠谱，觉得全是机会，然后看着什么都觉得不靠谱，觉得全是坑。等到错过一些让人捶胸顿足机会，然后也用几百万美金打过几个水漂之后，你才能慢慢地冷静下来，明白一个道理：该是你赚的钱，总归是你的，不该是你赚的钱，急也急不来。

不对，这是瞎扯。我怎么开始胡言乱语了。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保持好奇，坚持独立思考，以事实驱动的客观的态度来分析问题，习惯于抵抗情绪和无关动机的干扰，才是一个VC成熟的标志。

说实话，我其实也常常做不到。不过在XVC，我们总是以此自勉。做好VC投资，完全没有运气，是万万不行的。我们能做到的，也就是时刻准备好，当运气来临，牢牢抓住它。 When happiness knocks on your door, make sure you are at home.

很抱歉有点标题党。正好前一阵巴菲特股东大会大家都很关注，所以用“炒股票”吸引大家进来，不过今天想聊的东西确实也可能对炒股票有启发。

我在写了10年程序后，转行做了风险投资，至今已经6年了。我的运气挺不错的，有幸能够近距离地向几个投资大师学习，例如金沙江的Allen，DCM的Hurst和Ruby，Hillhouse的Lei。这期间我推动的10个投资的总投后估值平均3年涨了21倍，我个人的股票投资也翻了5倍。

我这些“业绩”里有相当的运气成分，不过应该不全是运气，我今天就是想把一些“非运气”因素掰开来和大家探讨一下，通过我的投资决策中的一些经验和教训来讨论什么是好的思维习惯，期望给大家带来一点价值。但是因为我要聊的东西有一些反常理、反直觉的枯燥理论，所以干脆先厚颜无耻地晒一下业绩以勾引大家读下去。

由于一级市场的投资有很多保密义务，我想主要用我个人的股票投资来做例子。首先看一下我的股票投资业绩图。下图中红色线的是“净利润”，蓝色线是我的本金的变化，另外我还加了一个绿色的“标普500指数线” 用做业绩比较基准。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净利润刚刚接近本金的时候，就遭遇超过1倍本金的“巨额赎回”，之后又连续遭遇两次“巨额赎回”，最多时超过3倍本金。在这样的恶劣情况之下，我的净利润还是达到了初始本金的4倍。

为避操纵数据之嫌，再啰嗦几句：1）这是我唯一一个活跃的股票账户，2）我没有依靠任何内幕消息，3）完全是我独立决策，没有别人帮助，4）不是“蒙中”一两只小盘股票，而是比较平均地持有4-5只大盘股，5）时间跨度上基本上覆盖了我的炒股历史，盈透证券的历史报表最早只能提供到2012年的，之前微亏20%。

我怎么做的呢？我的投资股票的基本逻辑，和我做风险投资的几乎是一样的：找到估值比较合理的好公司长期持有，这些公司所在市场机会潜力巨大、可持续构建壁垒、有优秀的管理团队。

你可能想说，这不是废话吗，所有人都知道啊，还是因为运气吧。说老实话，确实有很多运气因素，但是把一个现象归于“运气”然后就停止思考不是一个好的思维习惯，正确的姿势是“假设有必然因素并仔细观察”。

于是，我换了一个思路。我想，如果把大盘的增长和分红不计算在内，股市其实是一个“零和游戏”，有些人盈利，就一定有人亏损。既然我没有什么秘诀，那么会不会是别人的决策出了问题呢？

想到这里我就研究了一下我的“交易对手”。他们都是谁呢？大致就三类：

1）散户（占美国股市1/4的市值）

2）被动管理基金（各种指数基金，占1/2的市值）

3）主动管理基金（占1/4的市值）

这里面被动管理的基金基本都是“跟风者”，散户不但跟风而且资金量太分散。我真正的交易对手，给股票定价的，是主动投资的机构投资人，也就是手握重金的基金经理们。

在观察了“交易对手”以后，我找到几个击败他们的“必然性因素”。接下来我分别讲讲我对这几个因素的观察，以及通过自己的错误获得的教训。我讲的许多概念，在《思考·快与慢》这本书里面有描述和论证，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看一看，读过的应该理解我讲的“人类本能”其实就是丹尼尔·卡尼曼说的“系统一”，我讲的“用力思考”的意思就是要调动“系统二”。

一. 世界已发生变化，寻找和理解下一代的“优秀”公司，需要不同的技能

“主动管理型”基金经理最有代表性的是巴菲特。他在本世纪初那一场高科技泡沫中坚持没有投资高科技公司，因为“不投资看不懂的公司”，为他避免了很多损失也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其实他的最新的投资组合里面有两家“很老”的科技公司——IBM和AT&T，只不过他在这两家公司上亏损了15% 。当然这不影响巴菲特作为顶级投资人在我们心中的地位，他在50年前投的American Express，30年前投的可口可乐、富国银行、吉列（宝洁），到现在仍是极其优秀的公司。

但是，过去20年间出现了另外一些非常优秀的高科技公司。现在全球市值前3名的公司是苹果、谷歌、微软；Facebook和亚马逊也都进入了前10名，这几家占前10名总市值的55.2%。也许你要说市值里面有泡沫，但是你仔细看会发现他们占前十名总利润的比例更高，达到56.2%，这显然已经不是泡沫了。

高科技泡沫和之后的萧条，让基金经理们发现了“需求并不刚性”、“技术壁垒不是长期壁垒”。然后他们就停止了思考。但是事实是，互联网对人类行为的改变只是来得比预计的缓慢一些，而且这些高科技公司也早就在技术壁垒之上又构建了一层又一层新的壁垒，例如微软的生态系统，Facebook的网络效应，Google的用户数据和安卓生态，等等。而要理解这些新的壁垒，需要先深刻理解用户在网络世界的需求和行为，需要一些新的、“基金经理们”并不具备的技能。

所以，我有个大胆猜想：大基金的基金经理们掌握市场上的主流的资金，但是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并不适应这个世界的变化。

基金经理们现在是怎么了解行业和公司呢？观察一下他们的日常行为，你会发现他们非常依赖一个“信息生态链”，这个生态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场调研和预测机构、公司财务部门、卖方分析师、买方机构分析师。基本的流程是：

1）公司财务部门发布财务数据，并引用市场调研和预测机构的“行业数据”和“行业预测”，给出自己业绩预测；

2）卖方机构分析师根据各种公开信息制作“投资研究报告”，制作财务模型，给出“指导价”；

3）买方机构分析师制作内部使用的“投资研究报告”，提出投资建议；

4）基金经理做出投资决策。

然而，在后网络时代，社会的信息传播路径、用户消费决策方式、信息基础设施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直接导致了解许多行业和公司的“最佳方法”，发生了改变。

举个例子。2013年5月，Consumer Reports发布Tesla的“完美车评”报告的第二天，我决定研究一下这个公司，于是做了两件事情。首先，我去Tesla在门洛帕克的展厅试了一下Model S这个车（那时恰好在美国出差），然后，我又花了几个小时，到网上把Tesla的各种车评、Youtube上的个人车主的提车报告、Twitter上的评价，统统看了一遍。

看完了以后我下了两个结论：第一，Model S是个好车，不但在接下来一段时间供不应求，而且有机会成为一款美国的“主流车型”，第二，和这件事情的天花板相比，Tesla当时的市值还很低，所以接下来一段时间股价主要取决于社会对这个公司的关注度，以我对媒体和信息传播的理解，我认为“热度”才刚刚开始，还在“发酵期”。

于是我立即就买入了它的股票（80美元左右），结果它在接下来不到一年的时间涨了近三倍。（这只股票其实是“中短线”，并不是我的主要投资逻辑，我后来在210美元左右的时候清仓了Tesla，主要原因是觉得“社会关注度”已经到达顶峰，而自己对制造业、电池行业还不够了解，没有长期持有的决心。）

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一个散户不可能这样去了解一家公司的产品和用户反馈，也没有手段去估算整个社会对一家公司的关注度的变化。但是现在不但可以，而且可以比大型基金的分析师做得更好、更快。我这只是举了一个例子说明，实际上，对于不同的公司，我是用很不一样的方法去了解的。而且我有一个原则，就是除非我觉得我对一家公司的理解超过大部分“大型基金的分析师”，我不会碰这只股票。

另外，对行业的理解，基金经理们也并没有优势。我常常和同事们说，我们风险投资家是“身在世界创新之巅”。这句话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就是我们自己绝大部分时间在做的事情，就是通过观察技术创新和消费者、企业的行为的变化来寻找结构性变革的机会。

第二层，就是我们周围围绕着一大群优秀的企业家，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勤奋的人，而且无时不刻不在寻找“颠覆性的机会”，包括大公司的漏洞。他们不但在观察世界的变化，而且还会做出各种创新的产品，投放到市场去测试用户，然后把观察到的用户行为和各种数据反馈给作为风险投资家的我们。这些信息的质量是极高的，给了我们一个窥探未来的窗口，也让我们能够更清晰地认识现实世界。

读到这里，有些朋友可能想说，那岂非你们做风险投资的炒股票都能挣很多钱？我本来也这么觉得，不过我和许多同行朋友聊，发现他们并没有很高的回报（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们故意谦虚低调）。我的理解是，我们获得的信息虽然质量极高，但是投资股票还有很多别的坑，大部分人躲不过去。什么坑呢？我们继续聊下一个“必然性因素”。

二. 人类的本能不擅长在做决策时抵抗情绪的干扰

Facebook上市的时候是38美金左右一股，很多做风险投资的朋友都买了它的股票。不过它第二天就跌破了发行价，接下来一路狂跌，最低跌到过17.7美金。见下图：

请大家花几秒钟想象一下，在上市时买它股票的人的心情。这只股票在底部呆了一段时间后，反弹了，又跌回去，然后又反弹，然后盘整。我很多朋友都在股票回到成本价的时候，感觉“终于解套了”，松了一口气，然后把股票卖掉了。

Facebook在接下来三年多的股价是这样的：

为什么他们会“松了一口气”然后卖掉呢？核心原因就是他们受到了一种“非理性的情绪”的影响—— “被套了”，有点郁闷，期盼着赶紧“解套”。但公司的长期股价走势是取决于业务基本面的，和这种情绪没有逻辑关系。

我在Facebook上市38美元的时候也买了一点，之后价格跌了又继续买，在跌到19美元的时候重仓买入，之后历经许多起伏都没有卖，一直到我担心WhatsApp对它的威胁才卖掉，在它并购了WhatsApp之后我又把它买回来了。我的逻辑见知乎贴"facebook社交网站会受到诸如微信等新的社交工具的影响吗?"。

股价的波动也会影响我的情绪，但是我的投资决策是依据自己的独立观察和对企业长期盈利能力的判断，每当股票价格波动或者我有交易的冲动的时候，我都会去看看有没有新的我没有掌握的信息，重新审视一下它的基本面（例如用户增长、黏性、变现潜力），如果我的判断没有改变，而股价仅仅是因为市场情绪的波动而下跌，我反而会有“暗自庆幸”的喜悦，继续买入。

另外一个情绪影响决策的典型例子是“占便宜思维”。有个著名的天使投资人让我推荐股票，我说“好未来”不错，我从23块开始一直在买进。他说对啊我也特别喜欢这家公司。然后他把这家公司深刻而准确地分析了一下。我问他，那你买了吗，他说没有，主要是市场一直不给他机会，这只股票一直在涨，从来没有调整过。这种“占便宜”的心态，让他不理性地去等待一个价格调整，结果反而错失机会。

我有一个“基本世界观”，就是“纯理性的判断”是最高效的，只要“情绪”参与了决策，决策的效率就会降低。然而大量例子证明，人类的本能不擅长在做决策时抵抗情绪的干扰。不但如此，它还常常“偷懒”，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它怎么“偷懒”。

三. 理解真实世界需要“用力思考”，而人类的本能总是倾向于“偷懒”

先分享一个我犯过的错误。朋友推荐过一只股票给我，QIWI。这是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俄罗斯公司，是“俄罗斯的支付宝”。我去找了一些投行的研究报告，发现它无论是交易金额，市占率，活跃用户数都遥遥领先竞争对手并且差距还在继续拉大。而且它还有17万个线下终端（相当于ATM和“村淘”的电商代下单终端），壁垒很高。当时的公司股价22美金，市值大约是10亿美金，而且市盈率只有10倍多。我觉得它被严重低估，于是买入了。买入之后3、4个月就涨了近50%，于是我心中暗喜，又抓到一只“十倍股”。

没过多久，QIWI就开始跌了。我很奇怪，于是研究了一下，发现是因为石油和俄罗斯卢布对美元的汇率大幅下跌。我想，两个货币的汇率短期取决于消息导致的供需变化，长期取决于购买力平价，而购买力平价的变化是很缓慢很痛苦的，所以俄罗斯卢布肯定会回升。于是我继续买入。之后俄罗斯卢布果然回升了，我又心下暗喜。可是没过多久，股价又跌了，而且这一次跌个不停。我再去找各种报告，也没找到原因，于是继续持有，又过了很久，我才发现除了俄罗斯卢布的汇率还有两个别的问题1）俄罗斯出了个新政策，导致QIWI的17万个线下终端有一部分会被迫关闭，直接影响交易量；2）俄罗斯的年轻人中用QIWI的比例在降低，更多人开始用银行卡直接支付。

看到这两个新信息之后，我就斩仓了。不但全部利润回吐，而且还亏了1/3。这个公司可能其实还是一个很优秀的公司，但是我真的不足够了解，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去了解。说实话，这两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我其实并不知道。回头来看，除了一些人口、电商渗透率等统计数字，我对俄罗斯几乎一无所知。为什么我在买入和持有期间，觉得自己很懂这个公司呢？是什么东西给了我这种虚幻的安全感呢？

简单地总结，就是“偷懒”是人的本能，而我的本能把我给骗了。在这里，我总结几个本能“偷懒”的例子。

1. 人的本能总是喜欢偷懒地依赖间接的信息，而不擅长独立观察、独立思考。

形式会给人虚幻的安全感。我找到的投行的报告用了大量的绘制精美的图，数据很丰富，分析很详实，很“平衡”地指出了许多风险点，而且很“厚”。这些形式上的完美，让直接相信了它的结论，也让我更加自信，而忘了我做投资决策的重要原则：我应当有信心比基金经理们更了解一家公司，否则就不要碰它。这个报告的结论本身是一个间接的信息，而它的“形式”也是一个间接的信息。

我们从出生开始，就被灌输各种规则和知识，这为我们节省了大量时间，因为“直接学习经验”比“自己总结经验”要高效太多。然而，这种便利也让我们习惯于依赖间接的信息来了解世界。比如，我们会根据一个人的穿着、声音、相貌来判断他是否值得信赖，会根据一个公司（银行）的办公室的地段和装修来决定是否和它合作，也会因为满城人没戴口罩在外面走来走去觉得“雾霾也没什么大不了”。同样原因，我们会常常简单地相信 “那么多人都这么想，那总错不了”或者“这么多年了都是这么做的，那总错不了”。

我在这篇文章之初，提了几个“投资大师”的名字，目的就是让读者觉得“这些人很牛，所以这个作者应该也很牛，所以他说的东西应该也很有道理”。这种提供“间接信息”的策略通常很有效（你就承认了吧），但是其实没有逻辑的必然性，这些大师很牛不代表我牛，更加不能代表我说的有道理。

2. 一切的沟通都是低效的沟通，人的本能会高估语言文字的信息传递效率。

我后来发现，QIWI的2013年的年报的“风险揭示”部分，白纸黑字地写了这两个风险点（参见[i]和[ii]），但是我做投资决策的时候完全没有看到。不是我没看它的年报，而是我根本不可能注意到这些信息，即使我看到了这些文字，也不会真正理解它的含义，因为所有的招股说明书和公司年报里面都有类似的关于监管风险和用户行为变化风险的提示。

事实上，人类语言的信息传递效率是非常低的。一个人在把事实转换成语言的时候，就丢失了很多信息又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另一个人在把语言转换成事实时，又加入了自己的想象同时也会遗漏很多信息。问题在于，我们对此总是过于乐观。而且，现代社会治理、公司管理中的很多制度和规则，也是基于“语言能完美传递信息”的假设来设计的。

3. 人们决策所依赖的，是大脑中的一个“真实世界的投影”，这个“投影”其实大部分都是凭空想象，但是人的本能无法分辨哪些是事实，哪些是想象。

我在中国、美国、欧洲和新加坡都生活过，但是从来没有在俄罗斯生活过。我在做研究的时候，看到很多类似人口、互联网、电商相关的数字，脑子里实际上在同步地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往里“补充”，以形成一个完整的“俄罗斯的模型”，而这些经验大量地来自于我对于其他地方的消费者和企业的观察。我其实无法分辨这个“俄罗斯的模型”中哪些来自我的想象。（顺便说一句，人的记忆其实也是这样，你无法分辨哪些是真的记忆，哪些是大脑根据别的记忆拼凑出来的东西。）

4. 人类的本能会偏向过于自信。

在QIWI这个例子上，股价上升的时候我觉得是因为我判断准确，股价下跌的时候，我就去寻找股票被市场误判的证据。我的这种心态，导致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选择性地忽略了俄罗斯卢布的汇率波动对这只股票的影响，更没有想到要去关注消费者行为的变化。复盘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买入之后的第一次股价上涨也主要是由于俄罗斯卢布汇率的驱动。

许多研究证明，人常常只能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事实，选择性地忽略和自己愿望不一致的事实。然而，人总是知道自己“知道什么”但很难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

人类的本能除了这些，还有许多别的“偷懒”的方式，例如它常常被“锚定效应”影响，它不喜欢用统计学的方式思考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在《思考·快与慢》里面有深入的阐述。想克服本能偷懒的毛病，就要养成“用力思考”的习惯，用一双“怀疑一切”的眼睛来观察世界，勇于承认自己的无知和错误，并时刻警惕自己在决策时被情绪和无关动机影响。

有些读者看到这里，可能觉得胆战心惊，人类本能有这么多缺陷，那我还是把钱交给基金经理来管理吧，他们好歹是一个机构，一群人做决定，总比一个人做决定要更客观、更理性吧。然而，这可能是个误解。接下来我们聊一聊“集体决策”的话题。

四. 集体决策倾向于依靠人类本能，人类本能倾向于依靠集体决策

我发现，在需要“用力思考”的情况下，一群人来做决定更加难以做到客观、理性，人越多越难。为什么呢？

我们先来做个思维小游戏（纯属虚构）。请你想象一个场景，有一个五口之家决定要买一套房子。经过几个月的考察，在总价差不多的两套房子之间犹豫不决：A——交通方便，但面积较小，单价较贵，而且小区有点旧；B——楼盘比较新，面积比较大，单价便宜，但在远郊交通不方便，周边配套也不太成熟。

爸爸是个理性派，考虑因素是交通便利、性价比和升值潜力，选A。妈妈是个感性派，主要考虑楼盘档次、舒适度，喜欢B。两个人意见不一致，于是妈妈提议全家讨论一下。外婆一看价格，说A的单价那么贵，还是选B吧。外公不太关心这事情，说随便你们吧，但是妈妈说不行，必须选一个，于是外公说，那我就选A吧，离我打麻将的伙计们比较近。又是平局，气氛紧张了。于是爸爸问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小宝贝，说，上次我们全家去看了两套房子，我们搬到第一套（A）去好不好？小宝贝说，不要啊我不要搬家。爸爸说，不行哦，我们现在的房子住不下了必须得搬家，你选A还是选B呢？小宝贝眨了眨眼说，B。

三比二，最后买了B。搬进去以后，外婆就后悔了，每天早高峰的时候要陪着外孙坐一个小时公交车去上学，然后坐车回来，下午还要去接，每天两个来回要花四五个小时。小宝贝也觉得很痛苦，于是吵着着要搬回去。爸爸就说，这可是当时你选的，你当时为啥要选B呢。小宝贝大哭，说，那天来看房子的时候楼下有一只狗狗很可爱，可是搬过来以后，就再也没见到它了！

一群人做投资的决定，和这个场景其实非常像。我来总结几个特征：

• 支持或者反对的“人数”、亮点或风险点的“数量”，常常起到决定性因素，但是往往影响结果的一两个关键因素的权重远远超过其他因素，而集体讨论的时候，大部分人无法按照这个思维模式来思考。
• “用力思考”需要花时间，一群人讨论的时候“停顿”是很失礼的，只能依靠直觉快速而肤浅地思考。而且很多人只有自己独处的时候才能正常思考，面前有一个人，就开始有点紧张，有两个或更多人，尤其是里面有职位比自己高的，就完全无法正常思考了。还有些人在开“电话会议”的时候思考能力会下降。麻烦的是，表面上不一定看得出来。这种人在人群中比例多大我不知道，反正我自己就算一个（工作十几年了，现在好一点）。在很多集体讨论、电话会议中，我觉得自己没有想明白，就会保持沉默，有时候还会因此遭到误解。
• 鼓励“contribute”，是一种被普遍认同的文化，但其实有很大的副作用，因为术业有专攻，对任何一个行业和一个公司有深入观察的总是少数人，大部分人都是一知半解，但是他们要么并不认为自己不懂，或者即使不懂也装懂。但是，他们的意见的权重是一样的。
• “什么样才是好公司”，“股价现在是贵还是便宜”，其实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大家表态的“基准”并不一样，综合的结论其实没有意义。
• 很多看上去像事实的观察，例如“产品很受欢迎”，“管理团队很优秀”，其实都没有统一标准。一个人发言说的观察和论点，其他人听到耳朵里面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
• “和稀泥的中立派”总是听上去更加客观、更加正确。
• 大多数人其实是跟风的。
• 直接反对，是伤面子的。

总之，集体决策倾向于依靠人类本能，而人类本能喜欢“偷懒”。

有的朋友可能想说，不对啊，市场的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并不是“投票”来决定股票买卖的，就是基金经理决定的。

确实是，但是每个人都在一个“力场”中身不由己，每一个“力场”其实都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集体决策。我举几个典型的例子。

“反身性力场”。股市本身，就是个巨大的“投票机器”。只要大多数人（资金）相信一件事（比如涨或者跌），这件事情就会发生。所以每一个参与者，都在一边观察和预测其他参与者的行为，一边影响其他参与者（用“买”和“卖”来投票）。这种思维方式在短期非常合理，但是长期来看是完全不理性的，一个公司的长期价值取决于行业特性和公司自身的业务发展，和人们相不相信它的股票会涨是基本没有关系的。人很难完全逃脱这个“力场”的束缚，我也做不到。

“投资人手铐力场”。有一次我和一个管理了30亿美金的基金经理聊天。他说，我真羡慕你们做风险投资的，可以有这么长期的资金。你别看我管了30多亿美金，但是只要一个季度业绩不好，就有投资人开始撤退，有些老客户合作了十几年了，我帮他们赚了好几倍，但他们撤退起来毫不含糊。有些同行好的时候一片风光，不行的时候瞬间就完蛋。所以我50多岁了还要如履薄冰，天天盯着这些公司下一个季度的财报，一有风吹草动就得赶紧跑路，即使我知道一个公司长期的前景很好，也不敢长期持有。

“职业经理人力场”。很多基金经理看上去是手握重权，但是其实他们也有老板，可能还不止一个，比如类似“首席投资官”、“首席风控官”之类的。基金越大，各种“官”就会越多，谁都得罪不起。基金经理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潜意识中需要考虑很多和投资回报本身不相关的东西。

“胜利者的坟墓力场”。一个基金做得不好则已，如果做得好，必然会越来越大，资金规模大了，就需要投资更多的公司，需要招聘更多的“小基金经理”和分析师来研究这些公司，大基金经理就只能靠“投资研究报告”来了解这个世界，但是他又不敢相信这些“投资研究报告”，就变得很焦虑（自己未必能发现）。怎么解决焦虑呢？多问几个人的意见吧，最好大家集体讨论一下。

“文化和人性力场”。其实我们从出生开始已经处于这种力场之中了。对于权力的追求和表达自我的欲望是人的本性。你今天看了我这篇文章觉得我讲得有点道理，也同意“集体决策”不能完全理性，但是过两天你们小区的“业主委员会”里如果有人说“以后你们大家所有人都要听我的”，你还是会投票把他赶下台。如果在一个落后的部落，说不定这个人会被打死。在一个基金里面也是一样，一旦一个基金形成了“集体决策”文化（甚至制度），就再也改不回来了。

读到这里，有些读者可能心都凉了：似乎人类没救了啊，一个人决策效率不高，因为很难抵抗情绪干扰而且本能会倾向于“偷懒”，然后一群人决策效率也不高，因为群体决策倾向于依靠本能，而本能又倾向于依靠集体决策。这怎么办啊，你们基金是怎么弄的呢？谁实话，我们自己也在不断实践和摸索中。一方面我们限制了投资团队的人数（目前只有6个，以后也会在个位数），以降低沟通成本，另一方面我们也会进行大量的线下一对一的沟通。我统计过，我们投的十六七个项目里面只有一个是在集体开周会的时候做的决策，其他都是“offline”决策的。

本来提笔只是因为有感而发，没想到写了这么多。希望聊这些东西对大家有所启发，兴许还能给社会管理者、企业家们一些组织架构设计方面的启示。写一写对于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总结和勉励，一方面要不断训练自己的思维习惯，另一方面应当常常利用“外部大脑”来帮助自己理性、客观地思考。说到这里，我倒是愿意结识喜欢“用力思考”的朋友，互相当“外部大脑”，探讨投资和创业，都是人生快事。有兴趣的可以在你的微信里搜索我的名字，找不到的，可以通过知乎私信给我。

按照惯例，最后还是给创业者们一些建议：

• 保持自省，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学会常常“用力思考”而不简单地依赖于经验和直觉，让“对抗本能”成为你的本能
• 不要轻易相信各种内部和外部的“报告”，利用数据和亲身体验来了解你的客户、员工
• 设计组织机构的时候，要避免“群体决策”，避免关键岗位的决策受到无关动机的影响
• 相信年轻人，重用有良好思维习惯的年轻人

（欢迎转发本文，如果需要修改内容请先和我们联系。）

[i] QIWI 2013年年报第54页：We have a substantial market share in the kiosks and terminals andelectronic payments markets, but are not recognized by the regulator asoccupying a dominant position since these markets are relatively new.

[ii] QIWI 2013年年报第11页：The shift from cash payments to credit and debit card payments andelectronic banking could reduce our market share and payment volumes and mayhave a material adverse effect on our business, financial condition and resultsof operations.

又到圣诞节了，这个宗教节日可能是每年最多地球人庆祝的日子。这一篇我们继续“胡思乱想”，闲聊一下宗教。宗教在许多国家都是极其强大的社会组织。即使在美国这种宪法规定不能有“国家宗教”的发达国家，直到今天还有40%的人号称每周末都去教堂（实际上只有20%的人每个周末都去，不过这也不是个小数字）[注1]。

为什么宗教有这么旺盛的生命力呢？信教的朋友可能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我暂时不信教，所以我只能用我产品经理的逻辑来思考这个问题。我的结论是，宗教其实是一种厉害的SNS（社交网络）产品，而且它们也遵循“物竞天择”的原理，存活下来的，都经历了人类历史长河的清洗，生命力极其旺盛。

我们来看看它们的特点：

1）这个是一个刚需产品，用户黏性极好。

人类没有抵御空虚的本能，无法摆脱面对死亡的恐惧，在遇到各种人生痛苦时也常常不知所措。但是对于信教的人而言，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充实丰满的，“天堂”对于他们而言就是最好的“精神寄托”。他们不再害怕死亡，也可以用“天意”、“磨难”、“考验”来解释各种人生悲欢离合。教会就像一个大家庭，每到周末，就聚在一起互相鼓励（还有免费的食物）。信仰不坚定的时候，在教堂听一听别人在台上感谢神，和几百人一起祈祷，就变得坚定无比了。你碰到困难时，有许多热心教友伸出援手，教会也有专门的预算；碰到烦心的事情，可以找神父倾诉；甚至发生家庭纷争的时候，也可以听从“神”的指示。

总之宗教帮你解决一切人生难题，所以基本上信教的人都是终身信教，不仅如此，还要遗传给下一代——你说说哪个SNS产品的用户黏性有这么高？

2）这个产品的传播性极好，流传较广的宗教基本上都要求信徒要“主动传播”，你“拯救”的人越多，上天堂的可能性越大。

我有一个前同事，美国人，基督徒，本来住在美国硅谷，决定只身来到浓雾弥漫的帝都，主要目的是要“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传播福音。无独有偶，我的一个信基督的新加坡人朋友，最近也带着老婆孩子来到帝都，唯一的目的也是传教。对于他们来说，“服务于上帝”是终身最高使命，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

3）这个产品有极强的商业模式。

基督教要求信徒把收入的10%捐赠给教会；不仅如此，许多信教的人都把终身积蓄全部捐给教会。ARPU比它还高的产品可能只有“政府”了。所以教会极其富有。据统计美国的天主教每年就有多达1500亿美金的预算花在“天主教医疗协会”和“天主教大学院校”上[注2]。由此可见，宗教这个产品差不多满足了优秀产品的全部要求，难怪能有几千年的生命力。

对于创业的朋友而言，你们也可以问问自己，你的产品的用户黏性、传播性和商业模式怎么样？

[注1]：http://hirr.hartsem.edu/research/fastfacts/fast_facts.html

[注2]：http://www.slate.com/articles/business/moneybox/2013/03/catholic_church_and_pope_francis_religious_institutions_are_exempted_from.html

现在正是美国的商学院发Offer的时候，有人欢喜有人愁。也有人拿到了不止一家的录取通知，纠结一下之后总要给其中一家寄去押金然后拒掉其他家。没有人喜欢被别人拒，商学院也不例外，所以他们之间其实明争暗斗，竞争很激烈。

我是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Kellogg School of Management）毕业的。这家低调的学校也许很多中国人不太知道，但是美国人听了都会竖一根大拇指。我曾简单研究过Kellogg的历史，发现它在上世纪70年代还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商学院，在80年代突然一下子就牛了，在接下来30年间，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时间都雄踞美国商学院排行榜第一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原来70年代末，Kellogg新上任了一个院长Jacobs，他发现一个秘密，做了一项小改革。当时商学院招收学生主要依靠以前的学习成绩（GPA）、GMAT考试成绩以及简历和申请文书。Jacobs发现很多申请材料特别出众的学生找工作找得并不好，而许多工作找得很好的学生，申请材料却一般。原来来招聘的企业，除了看学生的成绩和简历，更重要的是面试，而很多人会考试写文章，却不会面试。

于是，他决定把“面试”作为招生的重要环节。

执行的结果就是，经过面试筛选过的这一届学生，工作都找得很好。美国的杂志喜欢比较商学院的就业率和工资，结果发现Kellogg异军突起傲视群雄。不仅如此，Kellogg还每年公布一个“就业报告”，把所有毕业生的姓名、去向都写在里面（可能直到今天它还是唯一这么做的），还能看到不同行业的（让人流口水的）平均工资。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优秀的申请人都会申请Kellogg而且优先选择它。用人单位发现来Kellogg能招到满意的人，就有越来越多的好企业来Kellogg招人，这些毕业生过几年又回到母校来招人，给母校捐款。优秀的学生多了，许多优秀的教授也愿意到Kellogg来教书。

良性循环建立完毕。

教育行业的创业者们其实可以借鉴Kellogg的成功经验。

1）首先，要充分认清你的用户到底是谁，他们的核心需求是什么。Jacobs就充分认识到，“MBA毕业生”这个“产品”的核心用户是来学校招聘的企业，而“MBA教育”这个“产品”的核心用户是商学院的申请人。只有满足好了招聘企业的核心需求（招人），才能满足好申请人的需求（找到好工作）。

2）其次，做教育企业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做品牌，品牌好就能招到更多好学生，好学生多就容易出成果，成果越多品牌就越好。类似的逻辑在很多领域都可以复制，比如K-12、考研、职业培训、出国留学培训等等。中国有一家很牛的教育企业叫做“好未来”（股票代码XRS），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据说在某些城市，他们的学生常常能包揽数理化的状元和奥赛金牌，结果好学生基本上都要去报名读这个班，于是他们不但不愁生源，还可以挑学生，可谓教育行业的一朵奇葩。

继续回来聊商学院。

话说2009年的时候，有几家VC赞助一个“VC/PE Trip”，组织了美国顶级商学院的50名中国学生回国拜访国内的VC和PE，主要目的是帮这些VC和PE在这些学生中招募暑期实习生。我有幸参加了这个活动，从而认识了许多别的学校的同学，通过他们，我发现一些很有趣的策略。

哈佛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它特别喜欢招“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人”，平均年龄比Kellogg要小差不多两岁。他们的主要教学方法是“大家一起讨论案例”，考试分数里面大部分是“课堂发言”，拼命鼓励大家举手发言。结果常常是拼谁举手举得快。许多人连案例也没看明白，甚至问题都没有听清楚，就举手了，站起来一顿乱说，说了才有分数，没说就没分数。

我们那个“VC/PE Trip”的基本形式是各基金的合伙人先讲话介绍，然后大家问问题。结果我们发现第一排座位基本上被哈佛的人抢占，每一次都是，而且一到提问题环节，谁也没有哈佛的人举手快，把90%的“air time”都给占了，其他学校的学生基本没机会露脸。可以想象，这些人毕业了以后进入大企业工作，也更容易受到注意，获得更多的证明能力的机会（当然也是犯错误的机会）。

大企业的“corporate ladder”是很长很长的，能够爬到顶端的人常常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有高层的领导欣赏，坐“直升飞机”。哈佛的人在这样的环境可能会两极分化，拍胸脯抢了项目，做砸了可能丢饭碗，可是万一做成了就有机会快速升迁。在商学院里面，哈佛是最擅长培养大企业的高层领导的。据好事者统计，世界500强的CEO里面，哈佛商学院MBA的数量达到33个，比后面几名的加起来还多，所以看来这种培养方法还挺有效的。

斯坦福也是个有意思的例子。它喜欢招“内心强大有创业精神的年轻人”，而且在上学期间，不断地给大家洗脑，鼓励大家创业，而且毕业了如果创业还可以不还（或者延迟还）贷款（读商学院的基本上人人都要贷款的）。结果就是，他们的毕业生有40%都不找工作直接创业，加上毕业几年内离职创业的人，最后估计绝大部分都去创业了。

创业当然风险很大，斯坦福的也不例外。但是一旦成功了就会变得很有钱，就可以给学校捐款了！那些创业失败的呢？没关系，反正也不指望他们捐款——如果他们不创业而去打工，也发不了大财，也基本上都没啥钱可以捐。对于学校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让大部分人能过“小康生活”，而是能“发财”的人足够多！

时间长了，斯坦福也形成了良性循环——很多校友捐款，“按需分配”的奖学金很多，学生还贷压力很小，更多人毕业以后去创业，发了财就回来捐款。斯坦福商学院毕业的中国人中创业的比例就远比其他学校多，以至于赴美上市的互联网企业创始人中有许多都是他们学校的，例如陈一舟、陈欧、郭去疾等，当然更多的现在还在艰苦奋斗中。

聊到这里了，就顺便扯一下美国私立大学的商业模式。美国最好的大学，基本上都是“私立非盈利机构”，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不问政府拿钱，基本上靠学费和捐赠基金来支撑运营。 他们牛就牛在两点：一是他们能招到很不错的学生而且能够把他们培养成才，二是他们能够让这些人对学校很有感情，在发了财以后能倾囊捐赠。做到第二点是极为不容易的，能够成规模地做到这一点的，除了大学也就剩下宗教了。宗教的“商业模式”也是一个有意思的东西，下次专门聊，今天就不多扯了。

最后，还是按惯例总结一下对于创业者的借鉴意义：

1）你对用户的选择，常常会决定你的产品形态，产品形态又会影响用户行为。这种“一致性”，常常是让竞争对手（哪怕是比你大许多的家伙）没办法抄袭的重要原因。

2）互联网的有一些领域，先发优势是很明显的，在这种领域创业，就要像哈佛商学院的学生一样，快速获得投资人的关注，融到钱以后迅速跑，然后再融钱，再继续跑。

3）创业要学习斯坦福商学院的学生，趁没负担的时候赶紧创，等你付了房贷首付，就晚了。参见我回答过的一个知乎问题：年轻的创业者，怎样才能比较容易地拿到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 - 胡博予的回答

飞机终于爬升到了高空，我可以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写字了。

今晚是平安夜，可是没办法，假休完了，得回北京工作了。从新加坡飞北京，我差不多飞了60趟了。瑞瑞从一个还坐不直的婴儿已经长成了个三尺多高活蹦乱跳的小男孩。

昨天带瑞瑞去科技馆，回家的路上，他突然拦住我，说，爸爸抱。我蹲下去把他举起来，重重地亲了一口，然后抱在胸前，说：“好！爸爸抱！爸爸喜欢抱瑞瑞。用不了多久，你就长大了，爸爸就抱不动你了。”

瑞瑞说：“那你就牵我吗？”

“对啊。不过又用不了多久，你就长得和我差不多高了，就不要我牵你了。”

“哦。那我就牵你吗？”

“呵呵，对啊。不过那要等到你再长大一些，长得像爸爸这么大的时候。那时候爸爸已经老了，就和外公一样老，那时候就要你来牵我。”

我口里这么说着，心里突然想到，自己的父母已经老了，可自己何尝牵过他们的手呢？他们是不是日夜盼望我想明白这一点，把他们的手牵起来？

突然心头一热，视线有点模糊了，赶紧把瑞瑞抱得紧紧的。

飞机已经飞了一会了。两个多小时以前，瑞瑞扯着我的裤子大声哭喊，不肯让我离开，喊着要跟我走，让人心如刀割。

这个三岁的孩子，一定常常觉得很困惑：为什么这个我管他叫爸爸的男人每次回家都待不上几天就又要拖着行李箱离开？

瑞瑞，这个问题爸爸自己也回答不清楚，却又如何解释给你听呢？

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我带你去家附近的花园玩，结果你在半路上被路边的一群石头迷住了，痴痴地盯着石头看，然后把它们摆弄来摆弄去，直到天都黑了，还不肯走，仿佛这些石头里面隐藏了一个小王国，而你则化身为骑士，帮助里面的仁慈的国王和善良的人民对抗邪恶的入侵者。

过了很久很久，我忍不住打断你，说，“瑞瑞，天已经黑了，再不回家，妈妈、外婆和外公该要着急了，他们会哭的。” 可是，你完全无动于衷。我试图把你抱起来，结果你大声哭喊，拳打脚踢。我只好继续等。

终于，我实在忍不住了，对你说，“瑞瑞，我们必须得回家了。你再不走，那我就自己走了啊。”于是我就假装不管你，自己大步流星往回走。你一开始还没明白过来，一会看我一下，然后又回到你的小王国。

后来，你一抬头看到我已经走得很远了，突然放声大哭，追了过来：“爸爸，你别走啊，呜呜，爸爸，你别丢下我啊！” 我赶紧冲过去把你抱起来，说，“对不起啊，爸爸是假装的。爸爸怎么会丢下你不管呢？我们回家吧。”

回家路上，你一直哭个不停。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是因为爸爸丢下你不管而觉得伤心呢，还是因为挂念你的小王国里还没有结束的那一场抵抗邪恶入侵者的战争？

瑞瑞，你知道吗，爸爸也有一个小王国，小王国里也有仁慈的国王和善良的人民，还有一场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战争。在这个小王国里面，有成千上万的人都指望着爸爸化身的骑士骑着骏马挥舞宝剑帮助他们打败邪恶的入侵者。

所以，爸爸很舍不得你，但是爸爸也很挂念小王国里的人民，还有和那场进行中的战争。爸爸必须得走啊，你能明白吗？

订机票的时候，还真没想到要在飞机上度过平安夜。

和老婆基本上没有过圣诞节的传统。上次一起好好过圣诞节大概是孩子们出生前，我们俩去海南岛单独旅行。从那以后，就忙着生小孩，养小孩，再也顾不上了。不过，老婆和我一直谋划要再单独出去旅行一趟，只是几年下来，竟然一直未能成行。

昨天晚上，她突然说，圣诞节了，我们去给孩子们买圣诞礼物吧？我说，好啊。她说，那我们不打旳，坐公交车去吧？现在没什么人，来回都有位子坐。我说，哦，好啊。

给孩子们买完礼物，我们又坐上公交车，准备回家。她靠着我，指着装扮得火树银花的大街，说：“你觉得美吗？” 我说：“嗯，挺美的。”

我突然发现我们只顾着给孩子们买礼物，却忘了给她买。

只听她又说，“你看，我们并肩坐在公交车上，看着窗外的美景，这不就是在单独旅行吗？我觉得好幸福啊。”

看来她也忘了自己的圣诞礼物。希望她能一直记着这幸福的感觉，且当成我送的圣诞礼物。

圣诞节来了，农历新年也就快到了。

每到这种节日，总会想起父母，然后有些愧疚。因为每到周末和节假日就匆匆飞新加坡陪老婆孩子，我几乎没有时间回老家探望父母。不过好在父母已经退休，所以我就时不时买机票请父母到北京来和我一起住一住。

父母最近这次来，又是只住几个礼拜就走了，想留他们久住一会也留不住。他们总有各式各样的理由要回去。

所以，我就尽量每天晚上都回家陪他们吃饭。不过，常常身不由己，总是打电话说：“妈，抱歉啊，今晚有个饭局推不脱，你们不要等我，自己吃吧。” “好，没问题，你忙你的，不要管我们。”

可是，等到我晚上九、十点回到家，总是有一桌菜在摆桌上等着。我一回家，妈妈就盛上几碗饭。我只好坐下，和他们一起吃。妈妈总是说，“尽量别在外面吃，别看外面的餐馆的东西做得光鲜，用的油也不知道是什么油，肉也不知道是什么肉。以后我们不在，你要自己学着做饭，煮个面，打个鸡蛋，不是很简单吗？”

我就说：“好，你们放心吧。”

“唉，长这么大了，儿子都三岁了，还不会照顾自己。你工作这么忙，一到周末还要飞来飞去。我们来了吧，也帮不上什么忙，做的饭你也吃不上几顿，结果还耽误你工作，给你增添心理负担。过两天我们得回去了，家里那边还有些事情要办。”

这次把他们送走以后，我收到短信：“我们安全到家了。你冰箱里面冻了一些饺子，是我们手包的。你懒得做饭，就煮水饺，这东西又好吃又健康，主食、肉、蔬菜都全了。”

我那冰箱的冷冻箱，大大的四五格，每一格都塞满了冰冻水饺，足足有十几斤，足够从圣诞节吃到农历新年了。

飞机还在飞。这个平安夜，就如下方的海面，波涛翻滚，却又深沉。

日志一歇就歇了半年。转眼我的MBA就只剩下了一小半，再过几个月就毕业滚蛋了。

这半年世界巨变，我就在风口浪尖的地方，躲在商学院的玻璃后面悠悠地看着，每有大浪袭来，就深呼吸一把。

圣诞假期回国一趟，感触良多。最刺激的经历就是听中国最大的（大概也是业绩最好的）两家PE弘毅资本（Hony）和鼎晖（CDH）讲他们的投资故事。弘毅国有企业投得比较多（比如中联重科），鼎晖民营企业投得比较多（比如蒙牛乳业、李宁服装）。这两家的PE fund这几年年均IRR都超过100%（折算一下，差不多平均是5年翻30倍，或者3年翻10倍）。实在令人惊叹。

另外还发现一个神奇的今日资本，专门投消费品行业的民营企业（比如真功夫快餐和草本相宜护肤美容品），业绩也非常好，据说投资的企业08年平均销售额增长80%...徐新的“三件法宝”--绩效考核、品牌建设、企业文化，总结得精辟深刻又浅显易懂，一针见血地指出民营企业的问题，还用实例说明每一件法宝怎么给企业创造价值：绩效考核一上，销售人员的积极性就来了，“用3年的时间干5年的活赚8年的钱”，基本上都能刺激销售额涨40%以上甚至翻番。

几点体会：

1）实例证明，国企改制，让企业管理层和员工拥有股权，能够刺激主观能动性，带来效率的极大提升。美国在八十年代大规模地进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是同样道理。

2) 中国飞速变化的社会形态和快速增长的消费需求产生大量机会，只要用心观察，投资消费品行业也能赚大钱。

3) 民营经济发展还很粗放，从战略、市场营销、内部管理各个方面都有极大的空间可以提高效率。

4）投资行业能够把金融资源转移到效率增长最高的地方，为社会财富增长起到很大的作用。以前我受到一个做咨询的前辈的影响认为金融行业只是腾挪转移不创造价值，看来是非常错误的。

元旦节去了一趟奉贤，路过“周浦镇”。街上密密麻麻的都是出来购物的人，满大街的平价手机广告，电器商场柜台前都要排队...和美国感恩节假期在Macy's商场萧刹的景象形成强烈对比。看来经济危机的寒冬还没有影响到这个小镇的老百姓。
这一番景象，倒让我对中国如何刺激经济有了几个点子：

1. 不要控制山寨手机，相反要给他们发牌照、鼓励申请设计专利，引导市场良性发展，鼓励银行开发小额流动资金贷款业务。山寨手机的大量涌现，说明有空白的市场需求。中国不是要“拉动内需”吗？让金融资源投资在有市场需求的行业，是拉动内需的最好的办法。同理，还应该鼓励和规范许多类似的“擦边球行业”，在消费需求最旺而又不被充分满足的地方，提供资源、建立秩序。
2. 大力支持民办教育（比如建立专门的产业基金）。现在中国的问题之一是人才结构不符合经济增长的要求，而民办教育能够在市场机制下“闻”到最有市场需求的领域，快速地培养需要的人才。
3. 4万亿的钱，不要搞太多的基础建设，资源利用效率太低，无谓损耗太高，不如通过金融体系投到实业（民营企业）里去，让生产供给和社会需求充分匹配。不要光给银行，还要给一些给PE和VC，充分利用这些行业里许多嗅觉灵敏眼光长远的投资专家，寻找和扶持高增长的行业和企业。

随便乱说了一通...中午有个讲 cloud computing 的讲座，得赶紧走了。

[本文转载自网络，源头应该是《中国青年报》，作者为董月玲、张开平]

出人意料，去年哈佛最受欢迎的选修课是“幸福课”，听课人数超过了王牌课《经济学导论》。教这门课的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讲师，名叫泰勒·本-沙哈尔。

在一周两次的“幸福课”上，本-沙哈尔没有大讲特讲怎么成功，而是深入浅出地教他的学生，如何更快乐、更充实、更幸福。

本-沙哈尔自称是一个害羞、内向的人。“在哈佛，我第一次教授积极心理学课时，只有8个学生报名，其中，还有2人中途退课。第二次，我有近400名学生。到了第三次，当学生数目达到850人时，上课更多的是让我感到紧张和不安。特别是当学生的家长、爷爷奶奶和那些媒体的朋友们，开始出现在我课堂上的时侯。”

本-沙哈尔成了“哈佛红人”。校刊和《波士顿环球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了积极心理学课在哈佛火爆的情景。

“幸福课”为何会在哈佛大受欢迎？

我们越来越富有，可为什么还是不开心呢

“我曾不快乐了30年。”本-沙哈尔这样说自己。

他也是哈佛的毕业生，从本科读到博士。在哈佛，作为三名优秀生之一，他曾被派往剑桥进行交换学习。他还是个一流的运动员，在社团活动方面也很活跃。但这些并没有让他感到持久的幸福。他坦言，自己的内心并不快乐。

“最初，引起我对积极心理学兴趣的是我的经历。我开始意识到，内在的东西比外在的东西，对幸福感更重要。通过研究这门学科，我受益匪浅。我想把我所学的东西和别人一起分享，于是，我决定做一名教师。”

在本-沙哈尔第二次开设“幸福课”的2004年，哈佛校报上有一篇报道：《学校面临心理健康危机》，标题下的导语说：在过去的一年，绝大多数学生感到过沮丧和消沉。文章引述了一位学校舍区辅导员写给舍区主管的信。

“我快覆没了。”这位辅导员写道。在他分管的舍区内，有20个学生出现了心理问题。一个学生因为严重焦虑而无法完成学期作业；另一个学生因为精神崩溃而错过三门考试……舍区主管把这封信转给了哈佛校长，并强调该舍区的问题并不是特例。

一位曾患严重焦虑和情绪紊乱的哈佛毕业生说：大多数哈佛学生还没意识到，即使那些表面看来很积极、很棒的学生，也很有可能正在被心理疾病折磨着，即使你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也未必意识到他有心理问题。

“在内心深处，我经常觉得自己会窒息或者死去。”这名学生说。她时常不明原由地哭泣，总要把自己关起来才能睡觉。她看过几个心理医生，试过6种药物，休学两个月，来应付自己的心理问题。“我是一个成绩优异的哈佛精神病患者。”她这样描述自己。

有个名叫玛丽亚的哈佛女生，在宿舍内自杀，年仅19岁。她的室友回忆说：就在自杀前一晚，玛丽亚和班里同学谈论天气时，还表现得十分开心的样子。“她看起来很好。她在听音乐，调子好像还很欢快。”

哈佛一项持续6个月的调查发现，学生正面临普遍的心理健康危机。调查称：过去的一年中，有80%的哈佛学生，至少有过一次感到非常沮丧、消沉。47%的学生，至少有过一次因为太沮丧而无法正常做事，10%的学生称他们曾经考虑过自杀……

“我们越来越富有，可为什么还是不开心呢？”这是令许多美国人深感困惑的问题。据统计，在美国，抑郁症的患病率，比起20世纪60年代高出10倍，抑郁症的发病年龄，也从上世纪60年代的29.5岁下降到今天的14.5岁。而许多国家，也正在步美国后尘。1957年，英国有52%的人，表示自己感到非常幸福，而到了2005年，只剩下36%。但在这段时间里，英国国民的平均收入却提高了3倍。

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到底追求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本-沙哈尔坚定地认为：幸福感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标准，是所有目标的最终目标。

“人们衡量商业成就时，标准是钱。用钱去评估资产和债务、利润和亏损，所有与钱无关的都不会被考虑进去，金钱是最高的财富。但是我认为，人生与商业一样，也有盈利和亏损。

“具体地说，在看待自己的生命时，可以把负面情绪当作支出，把正面情绪当作收入。当正面情绪多于负面情绪时，我们在幸福这一‘至高财富’上就盈利了。

长期的抑郁，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情感破产’。整个社会，也有可能面临这种问题，如果个体的问题不断增长，焦虑和压力的问题越来越多，社会就正在走向幸福的‘大萧条’。”

一项有关“幸福”的研究表明，人的幸福感主要取决3个因素：“遗传基因、与幸福有关的环境因素以及能够帮助我们获得幸福的行动。而积极心理学，可以帮助人们活得更快乐、更充实。幸福，是可以通过学习和练习获得的。”

本-沙哈尔说：“我知道它是可行的，因为，它已深深地帮助了我。”

我们的很多课，都在教学生如何更好地思考、更好地阅读、更好地写作，可是为什么就不该有人教学生更好地生活呢？把艰深的积极心理学学术成果简约化、实用化，教学生懂得自我帮助，这是本-沙哈尔开设“幸福课”的初衷。

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

让本-沙哈尔对幸福的理解，发生根本转变的起因，是他早年的一次重要经历。

16岁那年，在以色列长大的本-沙哈尔，获得了全国壁球赛的冠军。在长达5年的训练中，空虚感如影相伴，他一直觉得生命中缺少了什么。虽为此闷闷不乐，但他仍坚信：无论身体或心理都要坚强，才能最终取胜；而胜利，一定会带来充实感，也能让自己最终幸福。

终于，本-沙哈尔如愿以偿，夺冠后的他欣喜若狂，和家人、朋友举行了隆重的庆贺。那时，他对自己的理念更加深信不疑：成功可以带来快乐，过去所受的种种苦痛，都是值得的。

“可就在那天晚上，睡前我坐在床上，试着再回味一下无限的快感。可是突然间，那种胜利的感觉，那种梦想成真的喜悦，所有的快乐，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的内心，忽然又变得很空虚，只有迷惘和恐惧。泪水涌出，不再是喜极而泣，而是伤心难过。在如此顺意的情况下，尚不能感到幸福的话，那我将到何处，去寻找我人生的幸福？”

他极力让自己镇定，并告诉自己这只是暂时的神经过敏。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仍没有找回快乐；相反，内心的空虚感越来越重。慢慢地他发现：胜利，并没为他带来任何幸福，他所依赖的逻辑彻底被打破。“从那时起，我开始对一个问题非常着迷：如何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本-沙哈尔注意观察周围的人，谁看起来幸福，他就向谁请教。他读有关幸福的书，从亚里士多德到孔子，从古代哲学到现代心理学，从学术研究到自助书籍等等。最后他决定去大学主修哲学和心理学。

他的幸福观，逐渐清晰起来：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

“一个幸福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然后努力地去追求。真正快乐的人，会在自己觉得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里，享受它的点点滴滴。”

本-沙哈尔竟然从汉堡里，总结出了4种人生模式。

当年，为了准备重要赛事，除了苦练外，他须严格节制饮食。开赛前一个月，只能吃最瘦的肉类，全麦的碳水化合物，以及新鲜蔬菜和水果。他曾暗中发誓，一旦赛事完了，一定要大吃两天“垃圾食品”。比赛一结束，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到自己喜爱的汉堡店，一口气买下4只汉堡。当他急不可待地撕开纸包，把汉堡放在嘴边的刹那，却停住了。因为他意识到，上个月，因为健康的饮食，自己体能充沛。如果享受了眼前汉堡的美味，很可能会后悔，并影响自己的健康。望着眼前的汉堡，他突然发现，它们每一种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味，可以说，代表着4种不同的人生模式。

第一种汉堡，就是他最先抓起的那只，口味诱人，但却是标准的“垃圾食品”。吃它等于是享受眼前的快乐，但同时也埋下未来的痛苦。用它比喻人生，就是及时享乐，出卖未来幸福的人生，即“享乐主义型”；

第二种汉堡，口味很差，里边全是蔬菜和有机食物，吃了可以使人日后更健康，但会吃得很痛苦。牺牲眼前的幸福，为的是追求未来的目标，他称之为“忙碌奔波型”；

第三种汉堡，是最糟糕的，既不美味，吃了还会影响日后的健康。与此相似的人，对生活丧失了希望和追求，既不享受眼前的事物，也不对未来抱期许，是“虚无主义型”；

会不会还有一种汉堡，又好吃，又健康呢？那就是第四种“幸福型”汉堡。一个幸福的人，是即能享受当下所做的事，又可以获得更美满的未来。

不幸的是，据本-沙哈尔观察，现实生活中的大部分人，都属于“忙碌奔波型”。

人们习惯性地去关注下一个目标，而常常忽略了眼前的事情

本-沙哈尔经常讲“蒂姆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晃动着许多人熟悉的影子。

蒂姆小时候，是个无忧无虑的孩子。但自打上小学那天起，他忙碌奔波的人生就开始了。父母和老师总告诫他，上学的目的，就是取得好成绩，这样长大后，才能找到好工作。没人告诉他，学校，可以是个获得快乐的地方，学习，可以是件令人开心的事。因为害怕考试考不好，担心作文写错字，蒂姆背负着焦虑和压力。他天天盼望的，就是下课和放学。他的精神寄托就是每年的假期。

渐渐地，蒂姆接受了大人的价值观。虽然他不喜欢学校，但还是努力学习。成绩好时，父母和老师都夸他，同学们也羡慕他。到高中时，蒂姆已对此深信不疑：牺牲现在，是为了换取未来的幸福；没有痛苦，就不会有收获。当压力大到无法承受时，他安慰自己：一旦上了大学，一切就会变好。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蒂姆激动得落泪。他长长舒了一口气：现在，可以开心地生活了。但没过几天，那熟悉的焦虑又卷土重来。他担心在和大学同学的竞争中，自己不能取胜。如果不能打败他们，自己将来就找不到好工作。

大学4年，蒂姆依旧奔忙着，极力为自己的履历表增光添彩。他成立学生社团、做义工，参加多种运动项目，小心翼翼地选修课程，但这一切完全不是出于兴趣，而是这些科目，可以保证他获得好成绩。

大四那年，蒂姆被一家著名的公司录用了。他又一次兴奋地告诉自己，这回终于可以享受生活了。可他很快就感觉到，这份每周需要工作84小时的高薪工作，充满压力。他又说服自己：没关系，这样干，今后的职位才会更稳固，才能更快地升职。当然，他也有开心的时刻，在加薪、拿到奖金或升职时。但这些满足感，很快就消退了。

经过多年的打拼，蒂姆成了公司合伙人。他曾多么渴望这一天。可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他却没觉得多快乐。蒂姆拥有了豪宅、名牌跑车。他的存款一辈子都用不完。

他被身边的人认定为成功的典型。朋友拿他当偶像，来教育自己的小孩。可是蒂姆呢，由于无法在盲目的追求中找到幸福，他干脆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眼下，用酗酒、吸毒来麻醉自己。他尽可能延长假期，在阳光下的海滩一呆就是几个钟头，享受着毫无目的的人生，再也不去担心明天的事。起初，他快活极了，但很快，他又感到了厌倦。

做“忙碌奔波型”并不快乐，做“享乐主义型”也不开心，因为找不到出路，蒂姆决定向命运投降，听天由命。但他的孩子们怎么办呢？他该引导他们过怎样的一种人生呢？蒂姆为此深感痛苦。

为什么当今社会有那么多“忙碌奔波型”的人呢？本-沙哈尔这样解释：因为人们常常被“幸福的假象”所蒙蔽。

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是这样的：假如孩子成绩全优，家长就会给奖励；如果员工工作出色，老板就会发给奖金。人们习惯性地去关注下一个目标，而常常忽略了眼前的事情，最后，导致终生的盲目追求。

然而一旦目标达成后，人们常把放松的心情，解释为幸福。好像事情越难做，成功后的幸福感就越强。不可否认，这种解脱，让我们感到真实的快乐，但它绝不等同于“幸福”。它只是“幸福的假象”。

这就好比一个人头痛好了之后，他会为头不痛而高兴，这是由于这种喜悦，来自于痛苦的前因。“忙碌奔波型”的人，错误地认为成功就是幸福，坚信目标实现后的放松和解脱，就是幸福。因此，他们不停地从一个目标奔向另一个目标。

在本-沙哈尔看来，寻找真正能让自己快乐而有意义的目标，才是获得幸福的关键。

他们把物质与财富，放在了快乐和意义之上

在课堂上，本-沙哈尔不断地向听讲者发问：

我们可以不停地追问“为什么”，来反思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可以是大房子、升职或任何其他的目标。看看要问多少个“为什么”，才能落到“幸福”的追求上？问问自己，我做的事情，对我有意义吗？它们给我带来了乐趣吗？我的内心，是否鼓励我去做不同的尝试？是不是在提醒我，需要彻底改变目前的生活？

本-沙哈尔的哲学老师在他毕业时，给了他一点忠告：“生命很短暂，在选择道路前，先确定自己能做的事。其中，做那些你想做的。然后再细化，找出你真正想做的。最后，对于那些真正、真正想做的事，付诸行动。”

本-沙哈尔也这样教他的学生，如何寻找能发挥自己优势和热情的工作。

用以下3个关键问题，先来问问自己：一，什么带给我意义？二，什么带给我快乐？三，我的优势是什么？并且要注意顺序。然后看一下答案，找出这其中的交集点，那个工作，就是最能使你感到幸福的工作了。

10多年前，本-沙哈尔遇到过一个年轻人。他是一名律师，在纽约一家知名公司上班，并即将成为合伙人。坐在他的高级公寓里，中央公园的美景一览无余。年轻人非常努力地工作，一周至少干60个小时。早上，他挣扎着起床，把自己拖到办公室，与客户和同事的会议、法律报告与合约事项，占据了他的每一天。当本-沙哈尔问他，在一个理想世界里还想做什么时，这名律师说，最想去一家画廊工作。

“难道说，现实世界里找不到画廊的工作吗？”年轻人说不是的。但如果在画廊工作，收入会少许多，生活水平也会下降。他虽对律师楼很反感，但觉得没其他选择。

因为被一个不喜欢的工作所捆绑，所以他每天并不开心。在美国，有50%的人对自己的工作不甚满意。但本-沙哈尔认为，这些人之所以不开心，并不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而是他们的决定，让他们不开心。因为他们把物质与财富，放在了快乐和意义之上。

“金钱和幸福，都是生存的必需品，并非互相排斥。”他说。

他进一步说，通常在越感兴趣的事情里，人就越能发挥自己的天赋，越能做得持久。人一旦有了热情，不但动机坚定，连做事效率也会提高。举例讲，一个热爱学习的学生，可以在学习中享受创造的愉悦，而这快乐的成果，还可以帮他取得好成绩，助其获得未来的幸福。在亲密关系中也一样，两个人共享着爱情的美好，并促进彼此的成长和发展。

许多研究表明，一个幸福的人，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上都会很成功，包括婚姻、友谊、收入、工作表现以及健康。幸福与成功，存在强烈的相互作用，无论是工作上还是感情上的成功，可以带来幸福；而幸福本身，也能带来更多的成功。

本-沙哈尔总结出这样3种工作境界：赚钱谋生、事业、使命感。

如果只把工作当成任务和赚钱的手段，就没有任何的个人实现。这样每天去上班，只是必须而不是想去，他所期盼的，除了薪水，就是节假日了；

把工作当事业的人，除了注重财富的积累外，还会关注事业的发展，如权力和声望等。他们会关心下一个升职的机会，期望从副教授到终身教授、从教师到校长、从职员到主管、从编辑到总编辑；

假如，把工作当成使命，那工作本身就是目标了。薪水、职位固然重要，但他们工作，是因为他们想要做这份工作，动力源自内心。工作是一种恩典，而不是为人打工。他们对工作充满热情，在工作中自我实现，获得充实感。他们的目标，正是自我和谐的目标。

有一项研究，是针对医院清洁工的。一组人觉得自己的清洁工作很无聊，没啥意义；但另一组人，觉得很有意义，做得很投入。他们与护士、病人以及家属交谈，想办法让医院员工、病人舒适。他们看待工作的角度更高，并在其中找到了意义：我不仅仅是个倒垃圾和洗衣服的人，正是我的工作，让医院正常运转，帮助病人更快地康复。

就像第二组人，由于在日常工作中找到了使命感，因而从中也得到了更多的意义和快乐，他们与服务对象的关系，也不再是简单的金钱关系。有时候，人们并没有换工作，或改变工作环境，他们所做的，只是赋予了工作本身更多的意义，从中发现乐趣，因而也提升了幸福感。

可以想像，一个因为家长的压力而学法律的人，是无法在其中找到长久快乐的；相反，如果是基于对法律的热爱而成为律师的话，那他在维护公义的同时，也会觉得很幸福。

“一个在工作中找到意义与快乐的投资家，一个出于正确动机的商人，绝对要比一个心不在焉的和尚，高尚和有意义得多。”本-沙哈尔笃定地说。

不同的人，会在不同的事里找到意义。如创业、当义工、抚养子女、行医、甚至是打家具。重要的是，选择目标时，必须确定它符合自己的价值观、爱好，符合自己内心的愿望，而不是为了满足社会标准，或是迎合他人的期待。“真我的呼唤”，就是使命感。

“那真是神奇的时刻。”本-沙哈尔用一段话，描述这种美妙的体验：我甚至形成了一种迷信，世上确实有看不见的力量在帮我。只要你追随自己的天赋和内心，你就会发现，生命的轨迹原已存在，正期待你的光临，你所经历的，正是你应拥有的生活。当你能够感觉到自己正行走在命运的轨道上，你会发现，周围的人，开始源源不断地带给你新的机会。

“在追求有意义而又快乐的目标时，我们不再是消磨光阴，而是在让时间，闪闪发光。”

我也有不快乐的时刻，因为我们是人

一天，在哈佛的食堂，有个学生走到本-沙哈尔面前，问他：你就是那个教人如何快活的老师吧。学生接着又说：你要小心，我的室友选了你的课，如果哪天我发现你并不快乐，我就要告诉他，别再上你的课。本-沙哈尔看着这个学生，笑着道：没关系，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也有不快乐的时刻，因为我们是人。

“总有人问我，你能帮我消除痛苦吗？可是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来对待痛苦。痛苦，是我们的人生经验，会让我们从中学到很多。人生的成长和飞跃，经常发生在你觉得非常痛苦的时刻。”

漫漫人生，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会面临悲伤的时刻，比如经历失败或失去，但我们依然可以活得幸福。事实上，期盼无时无刻的快乐，只会带来失望和不满，并最终导致负面情绪的产生。

一个幸福的人，也会有情绪上的起伏，但整体上，能保持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他经常被积极的情绪推动着，如欢乐和爱；很少被愤怒或内疚，这些负面情绪所控制。快乐是常态，而痛苦都是小插曲。

刚开始讲“幸福课”时，本-沙哈尔很想扮演一个无所不知、幽默的人，一个完美的导师，为此，他特地跑到喜剧演员培训班学习。但他不是那种能开激烈的玩笑，做夸张表演的人。无论怎么学，他也达不到想要的戏剧效果。

想让自己当一个完美的老师，他发现这样即害了自己，也害了学生。“每次都很紧张，怕被发现面具下真实的样子，结果把自己搞得很累。这样不仅害了我自己，也伤害了学生，等于给学生树立了一个‘完人’典型，告诉学生走一条永远走不通、错误的路。打开自己，袒露真实的人性，会唤起学生真实的人性。在学生面前做一个自然的人，反而会更受尊重。”

本-沙哈尔希望他的学生，学会接受自己，不要忽略自己所拥有的独特性；要摆脱“完美主义”，要“学会失败”。

为了更好地记住“幸福课”的要点，本-沙哈尔还为学生简化出10条小贴士：

1.遵从你内心的热情。选择对你有意义并且能让你快乐的课，不要只是为了轻松地拿一个A而选课，或选你朋友上的课，或是别人认为你应该上的课。

2.多和朋友们在一起。不要被日常工作缠身，亲密的人际关系，是你幸福感的信号，最有可能为你带来幸福。

3.学会失败。成功没有捷径，历史上有成就的人，总是敢于行动，也会经常失败。不要让对失败的恐惧，绊住你尝试新事物的脚步。

4.接受自己全然为人。失望、烦乱、悲伤是人性的一部分。接纳这些，并把它们当成自然之事，允许自己偶尔的失落和伤感。然后问问自己，能做些什么来让自己感觉好过一点。

5.简化生活。更多并不总代表更好，好事多了，也不一定有利。你选了太多的课吗？参加了太多的活动吗？应求精而不在多。

6.有规律地锻炼。体育运动是你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每周只要3次，每次只要30分钟，就能大大改善你的身心健康。

7.睡眠。虽然有时“熬通宵”是不可避免的，但每天7到9小时的睡眠是一笔非常棒的投资。这样，在醒着的时候，你会更有效率、更有创造力，也会更开心。

8.慷慨。现在，你的钱包里可能没有太多钱，你也没有太多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无法助人。“给予”和“接受”是一件事的两个面。当我们帮助别人时，我们也在帮助自己；当我们帮助自己时，也是在间接地帮助他人。

9.勇敢。勇气并不是不恐惧，而是心怀恐惧，仍依然向前。

10.表达感激。生活中，不要把你的家人、朋友、健康、教育等这一切当成理所当然的。它们都是你回味无穷的礼物。记录他人的点滴恩惠，始终保持感恩之心。每天或至少每周一次，请你把它们记下来。

“上这门课，真是一种享受。它非常有趣，而且值得学生学习。”一位读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在发给我们的邮件中写道。她还说：事实上，这门课并不会帮我拿攻读学位的学分。但比起其它课程，我更喜欢做这门课的作业。

在哈佛的校报上，也留下学生们的反馈意见：

“他教心理学，同其他心理学老师有很大的不同。他试图让你把这些理念，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去。”“我从记‘感恩簿’中收获最大，在那里，我每天写下我充满感激的事情。”“上这门课之前，听到‘冥想’这个词，我会不以为然。但是现在，我惊奇地发现，它真的让我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放松了。”“我认识的每个上过这门课的人都说，这是他们在哈佛上过的最好的课。一位和我要好的女生说，它改变了她的生命，给了她一种看问题的不同视角，对幸福的理解，也改变了。”

甚至助教们也说，自打跟本-沙哈尔教授“幸福课”以来，一年中，身体出奇得好，心情也爽多了。“我改善了我的饮食、睡眠、人际关系，还有人生的方向感。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东西。”另一位助教称，这门课的出勤率，平均在95%以上。“它的奇妙之处在于，当学生们离开教室的时候，都迈着春天一样的步子。”

2006年2月，哈佛出了件大事，校长萨默斯为自己的惊人之语“女人先天不如男”，付出了“下课”的代价。即将去职的萨默斯闷闷不乐，他的好友找到本-沙哈尔，讨要如何让校长快乐起来的秘笈，本-沙哈尔慷慨支招。

首先，他现在可能很烦乱、失落、难过，这些都属正常，因为他也是人。去大胆地经历他现在正经历着的任何事，并且自然地接受下来。

第二，建议萨默斯本人，阅读一下哈佛积极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吉尔波特的书，书中说：人类有非凡的克服令情绪失落事件的能力。事情并没有像他最初看起来的那么糟，即使是被逐出世界顶级大学的校长之位。

第三，他可以仔细反省一下作为哈佛校长的经历，回忆自己任期内的巅峰时刻，并用他所学到的东西，去寻找新的机会和用武之地。

假如上述办法仍不奏效的话，本-沙哈尔支了最后一招：我可以在我的课堂上，留下一个座位，校长先生可以旁听这门课并做相应的论文。

尤努斯的美国红颜知己舍身嫁给他，并且跟随他到尿不拉屎的孟加拉去拯救万民。这一对夫妇可谓人间圣贤，值得赞叹。伟大的知识女性为了爱情自己受点苦无所谓，可是，当她发现孟加拉无法给自己的孩子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她纵然再深明大义也无法牺牲自己的孩子的前途，只好离开了尤努斯。尤努斯一生经历大风大浪，成就如此事业，然而谁了解他失去了多少普通人的快乐，内心有多少常人无法理解的苦楚？

陶渊明快乐，只做了几十天“江州祭酒”便挺了一身傲骨辞官归田，享受采菊东篱下的快乐。他写得出“坐止高荫下，步止荜门里。 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这修身养性的本事应该到了极致了吧？可是他每当酒酣，便手抚无弦之琴，痛哭流涕，然后说“我醉欲眠卿可去”把朋友全都赶走。恬美田园生活真的能让他忘却志向和理想吗？陶公他骨子里，其实还是痛苦的。

进亦痛苦，退亦痛苦。古来圣贤皆寂寞，这人世间就不是他们享受快乐的地方。

家离单位极近，总共只要过两个路口，其中一个是两条主干道的交汇，比较繁忙。不知道何时开始，这个十字路口的几个角上，多了几名交通协管员。为了标志与“正规军”交通民警不同，他们的制服是赭色的，有的甚至身着便服，只戴一个袖章。

今早上班到达路口，不巧绿灯刚好结束。只好耐心等待一轮。这时一个交通协管员向我跑了过来。正纳闷，她指着我的脚说：“请站在人行道上等，不要踩到马路上。” 我退了一步，站到了人行道上，心下暗笑，这个交通协管员管得还真宽，新来的吧，挺脸生的，以前没见过。

也许因为初夏的闷热，这个红灯特别长。渐渐地路口聚集的行人、自行车、助动车多了起来，有等着直行灯的，有等着左转灯的。而那个交通协管员几乎一刻不停地在左顾右盼，前后奔行，发出各种指示：

——这位同志，您的助动车请不要压到横道线！

——这边的自行车来来来请退后一些，留出空道给右转车辆！

——逆行的自行车，请你下车推行！

有些人自觉服从指导；也有些人不配合，她就会脸红耳赤与之争执。

等待中，我观察了一下这位交通协管员。约40多岁，鬓角已经白了，不过脸色还很红润，衬衫被汗浸湿了，贴在后背，露出微胖的身材。

母亲也是这年纪开始胖起来的。

不禁开始猜想关于她的一切。也许，她就住在附近，就在旁边那个小区？也许，她的孩子正在读高中吧？也许早上一大早就起来买菜，为家人准备好早餐才赶来的吧？也许，她是一个下岗职工，靠干这交通协管的微薄收入来贴补家用？这工作一定很累吧，尘土，烈日，风雨，最难过的，一定是忍受那些不通情理者的白眼和嘲骂……

她不停地奔走指挥，仿佛这十几个平方的小天地，就是她的王国；捍卫这个王国的井然秩序，就是她最神圣的使命。在她的心目中，不分贵贱与贫富，任何人只要踏入了这一方天地，就自动地成为了她的辖民，她有着不可推却地义务管理他们、教导他们。

陡然间，我内心升起了一股敬意，竟然湿润了眼睛。

也许有一天，她会发现，凭着一己之力改变这个世界有多么困难；也许有一天，她学会开始留一些余地，而不与那些不讲道理的人计较争执；也许有一天，她也会偶尔躲懒，站到树荫下休息一会；也许有一天，她也会感到疲倦，甚而想到退出……

但是，至少在这一刻，她是那么地投入，那么地专注。她在用她的心在工作。

她是幸福的。

今天一整天，我觉得工作特别有劲，甚至连水都忘了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