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基金产品备案终于通过了！我们马上就有钱了！”Joann大声地地告诉我。
她竟然哭了。
傻姑娘，哭啥。我不是早就说了吗，备案通过，只是时间问题。
我轻描淡写地说。
我之前也这么和她说，让她不必焦虑。也都是轻描淡写的。
说实话，我是装的。我其实也有点焦虑。
由于没有经验，我们提交到基金业协会的备案材料，因为一些细节不符合要求，被连续打回来4次，要求修改重新提交。
基金备案没完成，意味着基金的银行账户开不了，意味着LP的钱进不来，也意味着我们收不到管理费。但是各种开支像流水一样，房租，装修，律师费，差旅费,都不是小数字。随着投资团队一个一个到位，每个月的工资福利的支出也逐渐增加。
最要命的是，我们有两家“被投企业”，分别都在打仗，急需用钱，但是基金备案没完成，就只能以“借款”的形式把钱给他们。
我自己的钱借给了他们，花光了，基金备案还没完成，于是去帮他们借钱。又花光了，备案还是没完成，于是再去借。
截止到农历新年，借给这两家公司的钱，包括我个人的以及以个人名义担保向XVC投资人借的，已经差不多3000万了。
在第四次提交了备案材料，又被打回来后，Joann说，“怎么办啊，听说一个基金连续5次材料审核不通过，就有可能被协会无限期暂停。”
我听了吓出一身冷汗。
卧槽。几个亿的投资都搞定了，不会在“备案”这件事情上阴沟里翻船吧。万一LP们失去耐心，撤资了，那就什么都完了。
钱还是小事，来日方长，可以慢慢还。我们的投资团队也都很优秀，随便哪一个，出去找个比XVC薪水高的工作，也不是难事。
我最害怕的，是另一件事情。
我怕因为我的过失，把这两个被投企业给拖累死了。
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我拿什么来面对在前线拼命的创业者！他们又拿什么来面对那些抛家弃子也跟着他们一起拼命的弟兄们！
这一次不能再出错了。绝对不能再出错了。
所有我们能找到的经历过基金备案的投资人朋友、律师，全都咨询了一遍。
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又一遍。
检查完了。那我提交了？Joann轻声问我。
交吧。我轻描淡写地说。
其实我是装的。那一刻，我哪里能够不焦虑。
还好总算搞定了。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三个项目的交割，投了一个亿了。
创业就是这样，意外，总是难免的。
我早就习惯了，因为这其实是我第三次创业了。
我第一次创业是十几年前，公司叫安硕信息。我第一次带队做项目，就发生了一个意外，让我永生难忘。
那是一次严重的事故。
2001年，我带队给一家银行实施我们的软件系统。经过半年多的需求讨论、开发、测试，终于可以上线了。银行领导进行了全体大动员，全行的几百个客户经理加班加点，把历史的数据全部补录完了。
然后，我们发现，他们补录的数据中最重要的部分，丢失了。让全体客户经理重新加班补录数据，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
能够动员的专家资源全部紧急调到现场了。没有数据备份。每一行代码、每一条日志都仔细检查过，仍然查不出原因。所有能尝试的都尝试过了。
客户方每隔几个小时，就来询问一次：问题解决了吗？数据恢复了吗？
每一次我们都会告诉对方“我们还在努力恢复数据”。然后对着电脑屏幕，一遍又一遍地查看程序代码。
我们在这样的状态中度过了72个小时。
其实，恢复数据早就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但是没有人敢离开机房。实在累了，就趴一会。
客户口碑是我们的生命。银行采购软件系统招标的时候，都会去别的银行打听，甚至现场考察。这个客户在城市商业银行中非常有影响力。
而且，我们刚刚拿了100万美元的天使投资。要是搞砸了，拿什么还人家的钱。
其实，我当时还隐隐地担心着另外一件事。
这个项目，银行方特别重视，所以派了一个项目经理全程参与。他的年龄也和我们差不多，刚刚大学毕业不久。这半年多，他全程和我们一起工作，我们熟得就像一家人。
他不会写程序，不过这三天，他也坐在开发室里，陪着我们。
本来，这个项目成功上线，他有可能会得到晋升。出了这个事故之后，不知道他是否会受到牵连。
他就坐在我身后。我偶尔回头，就能看到他厚厚的眼镜片反射的电脑屏幕的白色光芒。他是远视眼，眼镜片是个凸透镜，透过镜片，他的眼睛被放大了，黑洞洞地，没有一点神采。
那时候，他也一定和我一样，哪里能不焦虑。
最后，我们还是眼睛红肿、蓬头垢面地给银行领导做了汇报。深刻地反省了我们的各种不正规流程，缺乏安全防护措施，缺少数据备份机制，然后拟了一个计划，择日再重新上线，确保万无一失。
出乎我们意料之外，银行领导不但没有责怪，还安慰了我们。后来这个项目还成为了行业里的成功典范。那次事故，再也没人提起过。
其实这只是开始。接下来这十几年间，也不知道出过多少意外，救过多少火。
安硕现在都上市了，还是各种麻烦事不断。老大刚卸任了董事长，两周前我回上海和他聚了一下，就约在了上外迎宾馆的餐厅，我们开始创业的地方，聊的都是孩子教育事情。他头发都白了。我不禁感慨时光飞逝。想当年在学校机房里创业的时候，他还是个二十多的小伙子。
当老板，压力肯定会更大，谁能做到不焦虑呢。
在DCM当VP时，我的焦虑程度就比较低，因为压力主要让合伙人们给承担掉了。我还记得有一次Ruby和我说，博予你得敢于追求big thing，不要怕担风险，项目搞成了算你的，要是没搞成就算我们的，反正我们已经投出来好多上市公司，给LP挣了那么多钱了。
不过那时候，也有焦虑的事情。
我最担心的，可能是儿子长大了不认识我。
那时候，老婆的单位安排她在新加坡工作。她唆使我也去新加坡找个工作。可是新加坡市场那么小，哪里能出big thing呢。没有big thing，就没有VC，我就得换个行业。我这么热爱VC行业，哪里愿意换。
咬了咬牙，我决定，只要周末有空就飞到新加坡去。那三年多，我飞了八十多趟新加坡。每次到首都机场都要盖一个出境的章，后来护照上找不到地方盖章了，只好提前换了本新的。
每次离开新加坡回北京，都尽量趁儿子睡着的时候走。要是他醒着，看见我拉着行李箱往外走，就会抱着我的腿，放声大哭，不让我走。
每一次都会像刀割一样心疼。
后来，我们又有了个女儿。老婆继续唆使我换工作。我实在受不了了，咬了咬牙，瞒着DCM的合伙人，去了印度尼西亚考察了一下。印度尼西亚好歹有2.5亿人口，总能出一些big thing吧？住在新加坡，去雅加达投项目，似乎也是一个解决方案。
两天的时间，朋友热心地带着我，拜访了好多创业企业。基本都是海归，会说英文。我暗自想，似乎还挺靠谱的。
最后一个活动，是参加一个互联网创业者的沙龙，就在微软的雅加达办公室里面举办。整个沙龙，气氛非常活跃，可是我彻底地懵逼了。因为没有人讲英语，全都是印尼的母语Bahasa。
后来，老婆终于带着孩子们，回国了。我们在北京租了个大一点的公寓，安定下来了。
不过焦虑还是难免的。每次看到孩子们感个冒，咳个嗽，都会忍不住怀疑是因为雾霾。我给家里装了4个壁挂的新风机和6台空气净化器，24小时不停地开着。每次儿子发个脾气，在学校里打个架，我也都难免暗自担心，怕是因为他小时候给他的陪伴太少。
所以，为人父母，哪里能不焦虑。
其实，为人子女，也一样。
十一年前，医生说我妈“疑似肝癌”，需要手术切除。是否是恶性的，得打开后才能确认。
手术前的那一周，所有人表面都很平静，但是内心都充满难以抑制的焦虑。
焦虑情绪的顶峰，是她被推到手术室去后，我和我爸呆在病房里，对着空空的病床，相对无言。
除了焦虑，还有一点悔恨。我恨自己没用，连个红包都送不出去。
前一天晚上，我裤兜里揣着一个厚厚的信封，在街上转悠了两个小时。手机通讯录打开了主刀医生的那一条，怎么也按不下拨打键。
这辈子从来没有给人塞过红包。连礼都没怎么给人送过。
咬咬牙，还是把电话拨通了。医，医生，这些日子您照顾我妈，辛，辛苦了。您在家吗，我想去当面感谢一下您。
不用客气了。电话挂断了。
看着空空的病床，我还在不断地怀疑，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不懂规矩，让医生不敢接受。然后又担心，这个医生会不会内心高傲，觉得我伤害他的人格，反而对老妈更加不上心。
真是恨自己笨。
护士走进来，说，你们是某某的家属吗？医生让你们去一下手术室。
心跳开始加速。发生什么事情了？医生会说什么呢？
手术室的门打开一条缝，医生拿了一块血肉模糊的东西，说，这是切下来的半块肝脏，看，这些都是石头，整个这半边都硬化了。
是良性的。终于松了一口气。
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最大的好处是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什么是理所应当的。
父母的健康不是理所应当的，有时间就应该多陪陪他们。
孩子们的童年时光不是理所应当的，不管工作多忙，周末还是得抽空陪他们玩。再过几年到青春期了，就得开始嫌弃我们了。
能够出生于这个时代，能在中国这个大市场，从事自己喜欢的VC工作，也不是理所应当的。
VC这个行业，其实很脆弱。在许多很大的经济体，VC行业都没有发展起来。相应的，那些地方的创业也不活跃。即使在美国，这个行业也只存在了短短三四十年。这个行业反馈周期极长，周期波动性强，运气占的比重又很大。直到今天，还有许多资金对整个VC行业都持怀疑态度。
所以，XVC要做一个靠谱的VC，证明给世界看，用我们的方法，可以创造长期的、真实的价值。
Joann的哭，不是因为难过，而是因为幸福。她那是喜极而泣。
她感到幸福，因为她会焦虑，因为她的心牵挂着XVC的未来。
在XVC，我们时时提醒自己保持清醒和客观，不受情绪的干扰。
然而，我们仍然会焦虑。因为我们牵挂背负压力的创业者，牵挂信任我们的投资人，牵挂爱我们的家人，牵挂这个世界。
